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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民 毕文昌 梁：这些年，中国投入到学术研究的资金越来越多，但学术的实际进展好像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毕：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我没有发言权。人文学科稍微熟悉一些，的确不容乐 观。新成果数量增长很快，但质量高的很少。 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可能和这些年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对学术的评价标准变化有关系。现在普遍实行量化管理。具体到每个人，就是要求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多少论文，在什么级别的出版社出版多少著作。从管理的角度考虑，量化很方便。但对于学术的发展而言，量的重要性实在不能和质相比。100部平庸的“砖著”，顶不上一篇有创见的文章。人文学术是不能以数量论英雄的。北大中文系改成以代表作衡量学术水平，这就高明一些。 毕：量化管理为什么推广得这么快？因为我们目前的学术管理是以行政为本位的管理，不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管理。人文学科的水平高下，虽然在学术同行心里都有一杆秤，但这杆秤是不容易物化的。衡量人的学历、职称比较容易，统计论著的数量也比较容易，但公正地评价人文学者的水平是不容易的。因为评价的主导权由行政力量掌握，评价的结果往往会染上官本位的色彩。一个学者，如果同时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他就容易得到学术的项目、经费和荣誉。如果只是一介书生，不兼任一官半职，即使完成了出色的成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评价。所以，你看当今大大小小的科研项目，多由“长”字号的人物牵头。 梁：这就是当下的国情。社科院评学部委员，当选者不是副院长，就是各所历任所长，例外的极少。其实，有的学者行政地位很高，学术水平未必能得到同行内心的认可。另一些学者虽然在学界没有行政地位，但在学术上确实有贡献。从经验的角度观察，学界的行政地位是管当下的，而学术水平是管未来的。多年以后，人们评价一个学者，只会看其学术贡献，不再问他当时在学界的行政地位。 毕：学者在学界的行政权力通常来自上级行政机关，所以名不副实的情况大有人在。而学者真实的学术地位，要依*同行评价和社会影响两面来获得。特别是学术同行的评价，更为可*。 梁：除了这些原因，还有一个新问题值得思考，就是网络时代，技术条件的变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毕：这怎么讲？ 梁：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人们大多对网络的作用给以正面和乐观的估价。我承认，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社会生活。我自己也是网络的受益者。网络不光改变了传播方式，也扩大了信息来源。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的人员，如果不上网，做研究可能会觉得少了一条腿，或一只眼睛。但我觉得，也要看到网络的意义是双面的：它既能提供方便，也能培养懒人。现在，有人依*网络，几天就能攒一本专著。大学里从本科生做作业，到博士生写论文，都出现了过分依赖网络偷懒取巧的倾向。 毕：确实，有了互联网，查资料容易多了。输入几个关键词，就能获得大量相关信息。唯其方便，就要重新确立判断学术能力的标准。人文学科创新的关键，其实还是人们经常说的，一是有无新材料，二是有无新观点。我觉得，能从网络里搜索到的材料，一般算不上新材料。当然，没有发现新材料，也不是不能产生新观点。但就材料而言，凡能依赖网络获得，不可轻易说新。在对年轻学生进行学术训练时，根据不同学科，更应当强调田野调查或故纸堆的爬梳。学术的创新需要艰苦的探索。 梁：网络时代的到来，使获取现成知识和材料简单了，但对于学术创新，其实是更难了。因为在同行看来，你所使用的每一材料，他们都能以极简单的手段获得，所以需要判断的是你在网络以外贡献了什么材料和思路。说到这里，我想到前些天应邀去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了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纪念10年前去世的何乾三教授和两年前去世的蔡仲德教授。他们都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奠基人。到会的生前友好无不怀念他们的艰苦的治学精神。何教授我不认识，蔡教授生前交往过几次。我读过他在1990年代前期完成的两本专著《中国音乐美学史》和《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当时网络还没进入中国人文学者的书斋。读这些书，一方面能够感受蔡先生的独立思考，一方面能够感受他挖掘和爬梳史料所下的苦功硬功。那天会上，一些了解他的朋友同事发出这样的感慨，蔡先生治学太认真，太刻苦，否则不会六十几岁就与世长辞。 毕：但愿这样的学风，不要因网络的普及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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