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本书：沃兹传：与苹果一起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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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谈到沃兹尼亚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斯蒂夫·乔布斯，一个是比尔·盖茨。究竟是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两类人。一类是工程师，他们不停地发明新的玩意儿，要么是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趣，要么是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总之，他们总是在创造，为改变世界而创造。另一类人是商人，他们把工程师的发明变成商品，卖给我们，同时成就他们的商业和财富梦想……你属于哪一类人呢？下面给大家发几段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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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们这帮电子小孩

　　一本自传通常以作者父母的故事作为开篇：他们是谁？他们在你出生和长大以前以何为生？但我却并不知道爸爸以何为生。从我记事以来，这仿佛就是个天大的秘密，我的哥哥、姐姐和我都与这个秘密一起长大。在家中，我们甚至不能谈论或问及他的工作，连谈话都是严格受限的。

　　我知道爸爸是工程师，也知道他在洛克希德公司（Lockhead）参与过导弹项目。关于他的工作，他仅仅透露了这些信息。后来回想起来，我发觉那时正处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冷战正处于白热化，航天计划不仅是热点更是绝密，这大概也是爸爸对此绝口不提的原因吧。一直以来父亲只字不提他的职业，也不提他每天都做些什么。直到他去世，他也未曾给我们一丁点儿暗示。

　　我还记得，在1960年我10岁时，我终于理解了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一次，他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在法庭宣誓后不可以再说谎，说道：“我是一个守信的人。”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我现在回想过去，能从零碎的记忆中拼凑出一些点滴。我曾见过一些火箭的照片，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火箭十分相似，我还见过一些与潜水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有关的材料。但这也是我能勾勒出的所有线索了。爸爸对他的工作总是三缄其口，我也无法了解得更多。

　　我写这些，是想表明我爸爸对诚信特别重视。他把最高的诚信和道德水平作为人生信仰。这是他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他总是告诉我，在法庭宣誓后撒谎掩饰罪行比杀人放火这样的恶行更为罪恶。这对我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我也从不撒谎。即使是再小的事情我也绝不撒谎，除非你算上恶作剧。但我认为恶作剧并不算谎言，它们是娱乐、是搞笑，尽管两者的区别有时稍显微妙，但仍有质的区别。

　　爸爸还是我电子学的启蒙老师。噢，我能在日后的工程师生涯中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与他的耐心教导是分不开的。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甚至在我四岁前，爸爸就把我领入了电子学的世界，向我描述、解释与电子有关的种种事情。那时，他还没有开始在洛克希德公司的秘密工作，而是在洛杉矶地区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工作。在我最早的记忆中，他会在周末带我去他的工作车间，向我展示几个电子元器件，然后把它们放在桌上让我自己玩耍。我仍清楚地记得他站着摆弄各种电子元器件的情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焊接，只记得他把一个元器件连接到一台“小电视机”上。我现在知道了那台“小电视机”是示波器。他告诉我他试图完成某个任务，让显示屏上出现一条平稳的线（当时的图像是一个波形），以向他的老板证明他的设计成功了。

　　当时年幼的我坐在那里，脑袋里想的是：哇！我老爸的世界太酷了！在我看来，能创造工具的人，能把不同的元件连接起来、让它们互相配合实现某种功能的人，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当时的我还太小，无从决定自己以后是不是要当一名工程师。想当工程师的念头是在几年后才萌发的。在还没接触科幻世界和发明家的故事之前，小小的我就被带入了爸爸的技术世界，已经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技术的重要性和魅力。这算是我后来职业选择的最初渊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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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我六岁或七岁时，我记得爸爸在他的公司里演示另一台仪器。当时有一大帮人在场，不仅有他的同事，我们全家也都来了，还有许多其他工程师的家人围在那儿。我想他当时展示的是一台钻孔机。

　　尽管我还是个小孩，爸爸却让我负责控制钻孔机的开关。他告诉我，一定要在正确的时间打开开关，不能早也不能迟。

　　我当时特别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爸爸说的“正确的时间”，脑袋里不停地在想：是现在吗？是现在吗？我应该现在去把开关打开吗？是现在吗？我爸爸正和他同事的家人说话谈天，他们都是来看爸爸演示这台钻孔机的。突然间，我感到“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于是我跑了上去，干脆利落地把开关打开了。

　　我听见了一阵笑声，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才意识到我把开关开早了。现在我回想起这件事，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性格内向羞涩的源起，你大概也明白这种感受，当面对一群人时，心里总会因为害怕出错而七上八下。

　　或许，这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一个恶作剧，但这百分之百是无意的！　　我爸爸也教给我不少有用的知识，让我早早地迈进了工程学的大门。这些知识的传授总是从我问问题开始，而且，我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因为我爸爸是个工程师，所以家里总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当时家里到处摆放着电阻，自然而然地我会问：“这是什么？”“电阻是什么？”爸爸总是耐心地为我解答，而他的答案非常棒，让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能够完全理解。他善于沟通，是一等一的好老师。

　　他不会自上而下解释什么是电阻，而是会回到最开始，从电子、中子和质子讲起。他告诉我这些粒子都是些什么，物质又是如何由这些简单的粒子构成的。我记得，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讨论不同类型的原子，我渐渐明白了电子如何在各种物质中“流动”——恰似存在电线一般。最后，爸爸告诉我电阻是如何工作的，他没有讲任何计算（哪有二年级小学生懂得跟电阻有关的计算的？），而是用常识性的演示图和口头解释让我明白了电阻的工作原理。你可以看到，我爸爸是怎样对年幼的我进行电子学启蒙教育的。对于工程师来说，明白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必备的常识，而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完全掌握了这一点。

　　当我对其他的未知事物充满好奇时，爸爸总在一旁耐心作答。例如：光是怎么来的，灯泡是怎么工作的？我想了解这一点，我的同龄人中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或许好些成年人也不明白。爸爸耐心地解释给我听：光的组成成分是什么，电子如何通过灯丝并使灯丝发光。我想知道灯丝为什么会放光，爸爸于是告诉我灯泡最早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他从爱迪生讲起，讲了爱迪生如何不断探索并找到了使灯丝发亮的奥秘。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爱迪生发现要使金属丝发光，必须制造出真空，否则非真空中的氧气会让金属丝很快燃烧起来。小小的灯泡中即存在着这样的真空，当越来越多的电子通过金属丝时，金属丝的温度也上升到发光点，从而发出光来。

　　通过金属丝的电子越多，即电流越大时，金属丝越亮。真酷！当我理解发光的奥秘时，我只有七八岁。掌握了这一奥秘让我觉得自己与身边的小孩们都不同。我开始为我了解了某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而感到骄傲。

　　说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下，我爸爸从来没有把他对我的电子学教育当作一件多大的事。是的，他教给了我不少东西，但他从来没有为此大惊小怪，而是一贯淡然处之。六年级时，我的数学知识与科学知识在同龄人中遥遥领先。我参加了智商测试，发现我的智商超过了200。尽管如此，爸爸也从来没有刻意引导我去多学些高深的知识。我家当时住在埃德蒙顿大街，爸爸总是随身带着一块小黑板。每当我问问题时，他就会把小黑板拿出来，一边画着示意图，一边解答我的疑问。有一次，他跟我说，从晶体管的一端输入正电压，从另一端输出的会是负电压。如此而来，晶体管的内部一定存在着某种转换器，即某种逻辑门。他还会亲自给我演示如何用那些叫作“二极管”和“电阻”的元器件来构造“与门”和“或门”，以及，这两个逻辑门之间需要用晶体管相连，晶体管的作用在于放大信号并且将一个逻辑门的输出导入另一个逻辑门作为输入。

　　即便到了今天，这仍是每一台电子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

　　爸爸花费了大量时间，向我展示这些小东西的工作原理。的确，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东西，尽管仙童半导体公司和德州仪器公司仅在十年前才首次发明了晶体管。

　　当时，大多数人对晶体管是什么一无所知，真空管已经是很领先的技术了，而我爸爸却能教给我关于晶体管的知识。他的技术水平事实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也许正是他的绝密工作给予了他接触这些尖端技术的机会，我也因此而受益，早早地了解了那个时代的尖端技术。

　　爸爸的教育方式不是让我生硬地去背什么构成了逻辑门，而是让我自然而然地了解电子是如何流动以完成特定逻辑门的功能。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光读书肯定是不够的。

　　爸爸教给我的这些知识、这些方法帮助我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去完成我后来的计算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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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教给我许多重要的东西，我最想跟你分享的是在我看来他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一课——他训练我如何做一名工程师。这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甚至比爸爸的诚信观对我的影响还深。这里说的“工程师”指的是真正的工程师，或者说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我清楚地记得爸爸坚定地告诉我，工程师是世界上最高尚、最重要的职业，作为一名工程师，你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新的仪器，让人们活得更幸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告诉我，工程师的工作能改变世界，能改变许多人的生活。

　　时至今日，我仍然坚信工程师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之一。我相信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致力于人类工程水平的不断精进。当每一项工程技术上的新发明问世时，总会有诸如此类的争辩：这项技术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原子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爸爸的观点是，技术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所有的新技术都是好的。符合人们需要的新装置、新仪器都是正当的，它们应该被发明和制造出来，而不应被政府或其他组织干涉。在我十岁甚至更小的时候，我就认同了这一观点。我的内心一直坚信技术进步是好的。

　　人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但我对自己的观点毫不怀疑。我相信技术推动了社会进步。一直都是这样。

　　在20世纪50年代，北加利福尼亚地区在电子产业的地图上还是个不发达的地区，不像今天硅谷在科技产业地图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我的家乡，所有拥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家庭必须自己手动更换这些电器里坏掉的真空管。杂货店里都摆放着巨大的真空管测试仪，每个家庭的大人和小孩们都知道如何使用这些仪器。当电视机出现故障时，我们就打开电视机的外壳，将里面的所有真空管拿到杂货店，一一插入测试仪里。测试仪上有一个仪表能够显示所插入的真空管是好是坏。杂货店里可以买到新的真空管，所以在测试完之后我们就买回新的来取代坏掉的，再把所有的真空管一一装回电视机里。

　　如果你那时候特别小，可能对当时的情形没什么印象，我告诉你，这是个很麻烦的办法，但效果还不错。唯一不好的就是它费时费力，需要有人把所有的真空管都拆下来、一一测试再逐一装回去。实在是太麻烦了！我曾仔细地观察过这些管子，试着分析里面物质的组成成分。那仅仅是一些细丝，会发热并像灯丝一样会烧断。它们看上去如此简单。我思考过如何制造不会烧断的真空管，或是制造出不使用真空管的电视机。这样的话，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啊！

　　我总是在考虑技术的同时也去考虑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小时候我是这样，成年后依旧如此。比方说十岁的时候，我告诉爸爸说我长大后，想当个像他一样的工程师，也想做像沙克莱克小姐那样的小学五年级老师。融合领先的技术和人文关怀成为我长大后的毕生追求之一。在设计电脑的时候，一些只为技术狂热的极客们考虑的仅仅是加上一些芯片，整个设计就完整了。

　　而我还会考虑整个设计应该像个艺术品，应该能给使用者带来最大的便利。这是我设计我最早的计算机作品时的目标，这一计算机后来发展成了Apple I。Apple I是第一台带有键盘、允许使用者输入的计算机，也是第一台包括了显示屏的计算机。“实用技术”的概念对我而言仿佛与生俱来，我在小时候就时常憧憬能够利用技术制造人们方便使用的机器。事实上我也做到了！

　　不管怎么说，认识我的人都会说我是个百分百的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工程师。

　　根据出生证明上的信息，我的全名是斯蒂芬·加里·沃兹尼亚克（Stephan Gary Wozniak），生于1950年。父亲是弗朗西斯·雅各布·沃兹尼亚克（大家都叫他“杰里”），母亲是玛格丽特·露易丝·沃兹尼亚克。妈妈说，她给我取的是斯蒂芬（Stephen）这个名字，但出生证明上错把e写成了a。所以我现在用的是带e的斯蒂芬（Stephen）这个名字。

　　我的爸爸来自密歇根州，妈妈来自华盛顿州。爸爸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他的一位兄弟长大后成了一名天主教神父。但当爸爸妈妈生下我的时候（我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爸爸已经开始脱离了天主教的影响。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受过多少宗教的熏陶。教会、弥撒、圣餐，这些概念对我来说非常陌生。

　　但从很小开始，我便常跟爸爸妈妈讨论各种社会政策，还有世界观与物质观。 如果我问爸爸关于宗教的看法，他一定会告诉我他是个科学主义者，不信奉任何宗教。科学就是他的宗教信仰。我们常常讨论科学、真理、诚信等，这些讨论塑造了我的价值观。爸爸告诉我，他希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检验、可证伪的。他觉得想要验证某种说法，唯一可靠的方式就是通过实验来检验，只有通过这种检验才能成为真理。你不能从书本上看到了某个观点、从别人那里听来了某个观点，就去盲目地相信。

　　我逐渐接纳了这一点。小小年纪我就明白，长大了以后我会像科学家一样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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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差点儿忘记告诉你们，我爸爸一度相当有名。他曾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那时他是校园里有名的橄榄球手。我无数次地听不同人说起过，他们去看橄榄球比赛就是为了一睹杰里·沃兹尼亚克的风采。而我妈妈，她对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照顾得无微不至，是一位伟大的慈母。每当我们从学校回到家里时，她都早已回到家，打点起家里的点点滴滴。她总是那么善解人意、幽默风趣，并且做得一手好菜。我想我的幽默感是遗传自她而非我老爸。我总喜欢讲笑话、制造一些恶作剧，多亏老妈超强的幽默感对我从小的熏陶。

　　1962年，我上小学六年级。妈妈那时在政治上站在共和党一边，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正在竞选加州州长，妈妈是他的忠实支持者。有一次，尼克松在圣何塞举行演讲，妈妈跟我说：“噢，史蒂夫，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喜欢开玩笑的她让我在尼克松的活动上去跟尼克松说，我代表了塞拉学校的全体业余无线电操作员来支持他竞选州长。笑点在于，我是整个学校乃至整个加州唯一的小学六年级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但我却声称代表了一票人。于是在那天的活动上，我走上前去，掏出一张纸（上面的字是我在出门前用蜡笔画的），对尼克松说：“我给您带了礼物。”

　　尼克松看上去相当亲切友好。他在我的课本上签了字，还把签字用过的笔送给我作纪念。我们面前有差不多二十台照相机亮起了闪光灯，我因此登上了《圣何塞水星报》的头版！我，塞拉学校唯一的业余无线电操作员，或许是整个加州最年轻的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代表一个只有我一人的团体，向尼克松展示了一张以假乱真的“证明”。大家还都相信了！哇！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不过有件事困扰了我很久，时至今日它仍困扰着我：为什么没有人发现这是个玩笑？难道没有人去查查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塞拉学校业余无线电操作员团体”？报纸报道的标题上赫然写着“六年级小学生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代表学校社团支持尼克松竞选州长”。他们没发现这个学校社团根本不存在，完全是我妈妈设计的一个玩笑。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你告诉媒体或者政治家任何事情，他们都会相信。这让我感到震惊，他们居然听什么信什么，完全不加考察！后来我渐渐明白了，许多人都会相信疯狂的笑话或故事。

　　在爸爸到洛克希德公司工作之前，我一直住在南加州。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童年的头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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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夫（Steve）为斯蒂芬（Stephen）的昵称。——编者注

　　不过我真正长大的地方是森尼韦尔，正是今天大名鼎鼎的硅谷的中心。在那时，它的名字还是圣克拉拉谷。我七岁时搬到了这里。与今天大不相同的是，那时候那儿还是一片纯粹的农业区，到处都是果园。我家所在的街道，埃德蒙顿大街，是一个三面都被果园包围的街区。所以当你骑着车在森尼韦尔晃悠时，视野所及的尽是些种着杏子、李子或樱桃的果园。我对杏树印象深刻。我们这个街区的人家都会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几棵杏树——我们家种了七棵。到了秋天，杏子会变软、变熟，它们落在地上时汁液会飞溅到别处，你可以想想它们是小孩们玩闹时多么好的发射武器！

　　在我记忆里，这个美丽的地方绝对是最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她一点儿也不拥挤，而且去哪里都很方便。这里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我记得我们全家刚搬去不久，或许是1958年，妈妈拿出一篇文章给我看，上面将森尼韦尔评为全美国气候最好的地方。而且在50年代，那里几乎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开发，到处都是美丽的果园。

　　埃德蒙顿大街是埃奇勒住宅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中等价位、建筑美观的住宅区。它相当特别，大部分住在这里的家庭跟我家都很相似——中产阶级家庭，爸爸在新兴的电子或工程公司工作，妈妈在家照顾孩子。正因为如此，我和我的朋友们很容易从家里的车库或是爸爸们的公司仓库里搞到各种各样的电子元器件和电线。我们从小玩着收音机、对讲机和各种奇奇怪怪的天线长大，就是一帮名副其实的“电子小孩”。当然，我们也经常玩棒球或是在各处跑来跑去。

　　小学五年级时，我的运动成绩很棒。我是大家心目中最好的短跑运动员、最好的棒球手，我也因此广受欢迎。但电子学才是我的挚爱，我非常享受和其他的电子小孩一起鼓捣各种各样的机器。

　　四年级的圣诞节，爸爸妈妈给了我一份最特别、最珍贵的圣诞礼物——“电子玩家工具箱”。在这个工具箱里有各种各样的开关、电线和灯泡。我通过这个工具箱学到了好多实用的电子学知识。在它的帮助下，我也成为了电子小孩中最厉害的一个，我成了头儿，带领着大家建立了一个连接六户人家的内部对讲系统。

　　首先，我们需要集齐所需的全部材料。最主要的材料就是电线，很长很长的电线。我们这样一帮小孩怎样才能搞到上百码的电线呢？而我们获得这些电线的方式堪称奇遇。比尔·沃纳（Bill Werner）是我们这群小伙伴中的一员，他看到一个电话工作人员的卡车上的电话线整整齐齐地盘在卷盘上，共有好几卷，就直接上前去问能不能给我们一卷。那个人非常友善，爽快地同意把其中一卷电话线给我们。

　　这根电话线很长，绕在卷盘上直径足有一英尺。它是双线电缆，每根线的构成都相似——塑料绝缘层包裹着铜质实心导线，区别在于塑料层的涂色是白色还是灰色。每隔一英寸左右的距离，两根线就缠绕在一起，这是为了减小电话被接起时的干扰声。简单来说，这两根电线可以看作是一根正电线和一根负电线，当周围的电子干扰很强时，相互缠绕在一起的正电线与负电线与干扰源的距离相同，因此所受的干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恰好抵消。我发现，这正是电话线的工作原理。这种电线因其缠绕方式而得名为“双绞线”。

　　在搞清楚这卷电话线的工作原理后，我开始在纸上设计对讲系统。我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出不同类型的线，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了开关、炭精麦克风（那个时候的麦克风就是这样的！）、蜂鸣器和小灯泡，确保在晚上我们使用这套对讲系统的时候不会产生太大的噪声将爸妈们吵醒。我们必须保证一切计划都是在秘密进行中，并且保证单靠灯泡、无需蜂鸣器就能把伙伴们叫醒。

　　我们完成图纸上的设计后，浩浩荡荡地骑着自行车直奔森尼韦尔当地的电子用品商店，那里应有尽有，是我们这帮小孩的大本营。我们买了麦克风、蜂鸣器、开关等所需的材料。

　　接着，我们开始用电线连接各自的住处。在我们这条街上，每家每户之间都有低矮的木篱笆相隔。白天，我们明目张胆地将电线跨过篱笆，然后用钉子固定。事实上，用钉子钉电线可能会导致短路。我们十分幸运，并没有碰到短路的情况。我们用电线把整个街区连接在了一起——电线从我的一个朋友家连到了我家，我安上了开关盒，在上面钻了几个孔，装好了开关。你猜怎么着？大功告成！我们有了自己的内部对讲系统，可以在晚上互相通话了！

　　我们当时才只有十一二岁，这当然不是什么专业的现代化电子系统，但是它的确建成了！对我来说，这是个巨大的胜利。

　　一开始，我们仅仅是互相呼叫，即使是简单的呼叫和通话在我们看来都乐趣无穷。在起初的一两周，我们会呼叫对方，然后进行类似这样的对话——“嘿，这实在是太酷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噢，按一下你那里的呼叫键，看看它能用不能用。”或“试一下蜂鸣器，呼叫我！”

　　后来，我们逐渐利用这个对讲系统来组织深夜的秘密外出活动。蜂鸣器鸣叫起来会吵醒父母，所以我们用消音的蜂鸣器震动或灯泡的闪亮来组织这些外出活动：比尔·沃纳或者另外一个男孩会给我发个信号，或者我给他们发信号，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信号代表不同的含义。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我在蜂鸣器的震动或灯泡的闪亮中醒来，心情无比激动：我们又要溜出去啦！

　　我们这帮小孩都很喜欢深夜爬墙溜出去。溜出家后，我们有时聊聊天，有时骑着车到处溜达，有时会往别人家的院子里丢卫生纸。通常是女生家，哈哈。我们会深夜溜出家门，跟同伴说：“嘿，伙计们，你们说今晚我们去谁家里扔卫生纸呢？”实话告诉你，我总是想不到去丢卫生纸的目标，都是其他几个小孩想的。

　　于是我们到24小时营业的商店里买上大概25卷那么多的卫生纸。我还记得店员怀疑地抬起眼，说：“咦，我怎么觉得你们在打什么歪主意？”我笑了，告诉他我们全都闹肚子了，所以需要买这么多卫生纸。于是他就卖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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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警察相信了我们为蓝盒子所杜撰的故事，我简直高兴坏了！

　　我们不仅没有因为非法呼叫和持有蓝盒子而被拘留，看似精明的警察还对我们杜撰的故事信以为真。 上帝啊，我真想放声大笑！我们立即转惊为喜。

　　前一秒我们还认为自己会被关进监狱，后一秒就发现完全骗过了警察。真是瞒天过海！这是我有生以来极其重要的一课。有些人就是会相信不可思议的事情，会被假象所迷惑。

　　警察放过我们，开车离去，我们在加油站等待“咔嚓船长”开着他的小货车出现。坐在他的小货车上还真是挺恐怖的：这辆车一路上东倒西歪，仿佛要随时散架，坐在其中感觉真不太安全。凌晨两点左右我们才到达史蒂夫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家。然后我开着我的褐色福特斑马轿车回到伯克利。

　　我当时已经很疲惫了，真不该自己开车回去。你猜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在17号公路上快到奥克兰时竟然睡着了。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就在我睁开眼时，赫然发现我面前的挡风玻璃就快撞向路中央的栏杆，简直是场噩梦。我紧紧握住方向盘，全力向右打轮，而车子却开始旋转了出去。

　　只有安全带将我固定在座位上。

　　车子旋转过程中，我心想完蛋了，我快死了，我可能真的会死！但是，车冲向中间的栏杆后却停了下来。这辆福特斑马轿车撞向栏杆的一侧，完全毁坏了。我的车就这样毁于一旦。

　　失去车后，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之前在伯克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载上一大帮人到南加州甚至更远的墨西哥蒂华纳共度周末。实际上，车祸发生后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谢谢上帝，我还活着”，而是“天啊，我再也不能载朋友们一起去冒险了”。

　　在伯克利分校度过第三学年后，这场车祸促使我辍学开始工作。我需要赚钱，不仅需要赚回我第四年的学费，还需要赚钱买辆新车。

　　如果我那年没有遇到车祸，就不会辍学，也就不可能创立苹果公司。事情的发展总是难以预料。

　　但在伯克利分校剩下的日子里，我仍在研究自己的蓝盒子。“咔嚓船长”的设计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可以为一个10位数的号码加一个快速拨号键。

　　我选择拨打洛杉矶一个古怪的名为“快乐的本”的笑话热线。当你打进去后，一位声音嘶哑微弱的老人（他听起来真的很老）会接听。“嗨，”他说，“是我，快乐的本。”然后他会走调儿地清唱：“快乐日子又回来了，快乐日子又回来了，快乐日子又回来了……”这之后，又说，“耶，还是我，本。”

　　所有能用蓝盒子免费接通的笑话热线中，只有这一条总让我欢欣雀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那位老人虽然听起来有点儿暴躁，但却真的能以完全快乐的方式来演绎这一首歌，这种幽默让我开怀大笑。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做到，也许我能在笑话热线上大唱国歌，我现在仍有可能这样做。

　　有了蓝盒子，我可以免费拨打任何地方的电话，甚至是国际长途，我几乎听遍世界所有的笑话热线。我只需走到公用电话那儿，拨打800，用蓝盒子占住线路，按下自动键，“哔哔哔”三声后，那位本就在线上了。“快乐的本”唱着“快乐日子又回来了”。这是我最喜爱的一支歌。

　　但我并未忘记电话飞客应尽的义务：不要在系统里捣乱，而要找到电话公司从没透露的网络漏洞、奇怪的事情和秘密。而我也真的坚持在这方面保持诚信，即使有时我打给朋友、亲戚或其他人，我都规规矩矩地付费，从不用蓝盒子。对我来说，滥用意味着盗窃，而我绝不应盗窃。

　　但我的确喜欢尝试看看蓝盒子到底能把电话连接到多远的地方。例如，我会打给接线员，假装自己是纽约的接线员，为检测而转接电话线路，于是对方就帮我连线到伦敦。然后我又骗那里的接线员帮我连到东京。有时候，我就这样在电话线路里漫游世界3次以上。

　　而那时，我也学会了惟妙惟肖的官方口音和表达方式，足以愚弄世界各地的接线员。有一次深夜在宿舍里，我决定打给教皇。为什么要打给教皇呢？我不知道。但有何不可？我用蓝盒子呼叫意大利接线处（国家区号为121），然后再连接到罗马的接线处，最后连接到了梵蒂冈教廷。我以很重的口音宣称自己是代表尼克松总统的亨利·基辛格。我说 ：“我们曾在莫斯科的首脑会议上会面，我们需要与教皇谈谈。”

　　一位女士回答：“现在这里才5点30分。教皇还在熟睡中。”她让我等一会儿，然后告诉我，他们已经派人叫醒教皇，并问我是否还会打来。我回答：好的，我一个小时之后再打来。

　　一个小时后我再次打去，她说：“好的，我们会请一位主教来接听，他担任翻译。”主教接起电话后，我仍用很重的口音说道：“我是基辛格。”只听他说：“听着，我一个小时前才与基辛格先生通过话。”看来他们为了核实我的来电，还打给了当时身在莫斯科的基辛格本人。

　　哈！但我并没就此挂断。我说：“你可以核对我的号码，也可以再打给我。”为了不让自己的号码被发现，我给了他们一个美国的回拨号码，他们如果拨打过来的话会在电话系统里被不停转接。但可惜的是他们没打过来。

　　尽管事隔多年，当我看到“咔嚓船长”在一篇报道中对我的评论，我仍忍不住开怀大笑。他说我打给教皇是因为想要忏悔。

zhe0932

这本书不错，正在看呢，看完给大家分享心得。

zhe0932

我一直立志做一个工程师

海绵宝宝22

我要做一位优秀的工程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