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paulhyde 于 2014-9-15 09:09 编辑
名目繁多的大学生电子大赛已沦为一场“拼老师游戏”,在这个赛场上,“没有不黑,只有更黑”。
如果你是用人单位,会因为某学生曾获得某电子大赛x等奖而对其青眼有加吗?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忘掉这些奖项,重新考察,因为你眼前这个得一点奖的学生可能实际水平只相当于三等奖,而这位三等奖的学生可能根本就什么都不会。
前一段时间和几位大学老师聊天,当话题偶然转到“电子大赛”时,突然变成了声讨控诉大会。那些遍地开花的电子大赛,国家级的、省市级的、某机构的、某厂商的……就像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疯狂的赛场
事实上,之前我这个局外人也隐隐感觉到不对劲儿。我在关注某全国大赛时,诧异地发现其组委会所在地的那所高校每年都能拿到不少奖项,其中当然高奖项必不可缺,而北大、清华表现远没有这所高校耀眼。联想到大赛组委会主任也出自这所高校,我就算再愚钝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一位老师的亲身经历则证明了我对东道主的便利的猜测。
某电子大赛的答辩现场,一位老师突然闯了进来,冲着评委大吵大嚷,“他们做得一塌糊涂,什么都不是……”他的宣泄持续了10分钟,而答辩时间总共只有15 分钟,但没有评委将其请出去。被人指着鼻子大骂的这组学生一下子就懵了,事后才知道原来这位老师的学生做的项目和自己的非常类似,但是按照规则,这位老师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情况。虽然事后他们对这种明显违规的情况向大赛组委会进行了申诉,但结果是他们只得到了二等奖,一等奖则属于这位“闯关”老师的学生,秘诀就在于这位老师即来自于大赛组委会的所在高校。
“我们学校要求参赛必须拿奖”,可想而知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压力之下必然带来弄虚作假。有些大赛过分到会有人直接把国家项目拿来参赛,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区分哪些部分是老师做的,哪些是学生自己做的。
从国家级到本土厂商的小范围的大赛,所有级别的比赛结果都在经历暗箱操作。我本以为厂商自行组织的比赛会好些,但老师们告诉我的事实打碎了我的幻想。某外企的大赛中,一支没有进入复赛的队伍竟然出现在决赛中,而某本土厂商的比赛,出现了按照参赛队购买板子的价值给奖的情况。就像国家组织的比赛中,老师的关系网和活动能力决定了学生的比赛结果,在厂商组织的比赛中,老师同样至关重要,取决于这位老师是否是厂商想要扶持的对象。
这样的事情,在早些年还稍好些,但现在已经愈演愈烈。
输家
当大赛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时,这种变味似乎是一种必须。对于学生来说,得奖意味着推研、好工作,带队老师是待遇和资本,学校看到的则是荣誉和政绩。
正因为如此,有些老师即使本身不求名利,但迫于学校把参赛作为“政治任务”来下达,也只能参与到这种被“取消”一等奖角逐资格的比赛中。他们的安慰是,“如果真做得好的话,一等奖拿不到,三等奖总归是要给的。”
只是如何安抚学生成了一个问题。老师们当然不敢在赛前直接跟学生说,怕打击积极性,于是就会说“参赛不是为了拿奖,最重要的是过程,学到了东西”,“结果不重要,得奖会有很多因素作用,只要尽力就行了”,相信鲜有雄心勃勃、不谙世事的学生能在当时读懂这些隐晦的话。
一位老师心灰意冷的老师,他对大赛已再无兴趣,他最难以承受的是学生那不服气的泪水,他不想让学生受到打击。因为每次大赛后都有作品展示,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大家都一目了然。前几天一个国家级赛事询问他为什么没有学生参赛,他就随便找了几个学生,让他们组队报名,当学生问“老师,我们参加比赛吗?”时,他的回答则是当然不参加了。
相对于二、三流高校对电子大赛的热心,清华已经率先不组织学生参赛,而是让学生参加校内比赛,并给予学分。“清华看不上这些比赛,要去争取更高级别的奖项”,一位老师的话引来大家会意的笑声。
当所有的老师都明白了电子大赛的游戏规则并调整心态来面对时,一级级的学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投入其中。在还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就已经体会到了黑暗与不公,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幸,但也是幸运,可以提前“变黑”来适应社会。
同济大学的朱大可教授曾撰文指出,“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中国涌现。它分布于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囊括了食品和物品、司法与执法、银行与股市、足球及其体育、教育和医疗、学术与专家等几乎所有领域,深刻摇撼四种基本信用结构—政府信用、人格信用、货币信用和专家信用,并最终完成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我想电子大赛只是中国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当人们以名利为人生的最终目标时,这些都是必然。对于那些满怀希望参赛的大学生们,我这篇文章过于残酷,但我是真心希望能够早日触底反弹。对于这一段热议的“学历门”,我认为唐骏的愚蠢在于他花钱买了一个假文凭,他弄个真的不就没事了吗?在这方面,很多人都比唐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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