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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平:《他和他们的家国梦》 [复制链接]

前几个月我和中国的一些大学生交流思想和分享观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我说:“周小平,我们现在一点不关心未来怎么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糟糕的时代,中国是一个糟糕的民族,开国领袖并不伟大,中国人向来自私,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科技也不如美国先进,中国更没有为我们创造良好的成功条件,而且婚恋成本太高……” 听完他们的抱怨之后,我告诉他们:“你所抱怨的今天,就是先烈们所奢望的明天。如果你们因为眼下的这些困难就放弃了继续追求人生梦想,放弃了追求民族复兴的话,那你不仅是对不起先烈,更是对不起你们自己。”


记得当时我问在场的一个学生说:“如果你生活在炮火横飞的年代,你又是个穷光蛋,你的妻儿都死于战火,到处都是瘟疫、战争、饥荒,这时有人给了你两亿美金让你留学你会接受吗?”那个学生说:“当然会接受,只有傻瓜才会拒绝。”我又问:“那你会把这个机会让给你的同学或者老乡吗?”他说:“绝对不可能,因为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也不可能让给我。”我说:“那如果有人愿意让给你,这样的人伟大不伟大?”他愣了一下说:“首先这样的人不存在,其次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圣人。”于是我对他说:“这样的中国人曾经出现过,并且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这件事只是他一生中所有伟业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件罢了。”那位学生用很震惊的眼神看着我说:“这人是谁?”我回答他说:“毛泽东。”


当年为了救中华民族于危难当中,一些中国留学生都从上海出发,去到西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毛泽东在上海经章士钊帮忙,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而这两万银元毛主席不仅分文未花而且自己也放弃了留学。他把这些钱当中的一半交给了赴法国留学的一百多留学生,另一半作为湖南革命运动的组织经费。以至于后来那些留法学生在得知新中国成立以后,立刻毫不犹豫地回国工作,为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国防科技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是什么让毛主席和这些留学生们愿意为这个国家付出自己的一切?因为他们心中那份不可磨灭的家国梦。


家国为什么如此令他们着迷?为什么令他们可以彻底放弃自我得失而凝聚在一起?因为没有国,哪有家!地球虽大,没了自己强大的祖国,中国人何有立锥之地?


那年中华大地遍地狼烟,八国联军进京后就把西四北太平仓的庄亲王府放火烧光,当场烧死1700人。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法国军队路遇中国人,竟用机枪(1804年发明)把人群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不留一人。日军抓捕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试验一颗子弹能穿几个人,或者故意向身体乱射,让人身中数弹才痛苦地死去。杀人时,八国联军全副武装"监斩",人各个角度照相,企图恐吓中国人民,如今成为八国联军罪行的铁证,陈列在国家档案馆。


据当时的档案记载:“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籍。”“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曲老少,仅驱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军妓。其胡同西头,当经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已经九十岁,被侵略军百般侮辱而死。许多人不甘侮辱,含冤自尽。国子监督酒王懿荣居住的锡拉胡同11号,愤怒地说:“岂能被所辱?”全家投井自尽。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此外联军还用孕妇肚子里的孩子性别做赌注,恣意奸淫少女,当众活剥人皮,西洋人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英国人军队也记载道:“我们让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


不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如此凄惨,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惨遭屠戮。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要求所有新加坡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到四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到了集中地点等待着华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的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赴海边,惨遭重机枪扫射。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他们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活活淹死。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种种花样令人发指。余下的华人妇女上至六十岁老妪下至几岁女童大都惨遭奸淫,很多人不甘受辱自尽,惨不忍睹。


在欧洲战场西线,有9.6万中国劳工被分配到英国军队,3.7万分在法国军队,还有1万人为刚刚参战的美军服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战地后勤,比如维修道路、营房,挖掘战壕,装卸弹药,抬背伤员,掩埋尸体,也有进入英法工厂参加劳动的……他们即没有劳保,也没有工钱,更没有基本的防护设施。当时中国劳工仅仅被视为廉价劳动力,他们是被人歧视的苦力,甚至不允许随便离开营地。这些参与到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中有2万人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他们有的葬身于炮火之中,或被地雷炸成肉泥,有的死于恶劣的生活工作条件,或在1918年流行整个欧洲的西班牙流感中客死他乡…


在美国,为了拥有更多的廉价劳动力,美国政府于1868年与中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规定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在美享有居留权,仅1853年至1873年的20年中,赴美的华工就有将近14万人。然而,华工自进入美国那天起就遭受了很多不公正待遇。华工非常勤奋,但白人工人对他们有偏见,他们厌恶中国食物的味道,讨厌华工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加之19世纪以来美国种族主义学者不断宣扬白种人是优等民族,其他人种是次等民族。历史学家约翰·希特尔曾描述道:“暴乱欺侮和谋杀中国人,毁坏他们的房子,奸淫他们的妻女、举行很多公众集会煽动仇恨火焰,常用纵火来反对他们和他们的雇主,一些中国劳工被无端活活烧死在广场。


在美国各州,加州的排华活动最为猖獗,因为这里的华工最多,华人勤奋、劳动力廉价,抢了很多本地人的饭碗。19世纪70年代,加州掀起排华风暴时,加州州长约翰·彼格勒就攻击华人是“贪婪的、无道德的、难被同化的和危害全州福利的契约劳力”。加州政府对华人进行盘剥,设立专门针对华人的“人头税”、“医院税”、“提篮税”、“警察税”等名目繁多的税收。随着局势的发展,对华人人身暴力迫害逐渐增多,美国的每一根铁路枕木下面都埋着一具中国人的遗骸……


生活是属于勇敢者的游戏,你没有任何投降或者放弃的可能。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国破家必亡。所以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无数追随毛主席的先烈们起来抗争了,所以在法国受尽压榨的邓小平们回来了,所以在国外饱受欺辱、审查和排斥的科学家们也回来了。可那时他们手里一无所有,但即便是在那样艰难的时刻,他们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家国梦。他们坚信自己建设一个美好新中国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不读历史不识男儿,如果你读过先烈们的故事的话,你还会觉得今天我们要面对的生活挑战很苦很困难吗?你还会觉得社会没有给你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吗?你还会觉得国家对不起你吗?


你说开国领袖不伟大,那试问你能做到在自己穷到身无分文的时候把到手的几万银元慷慨赠与数百同胞去求学吗?你能在没有钱没有炮甚至一文不名的情况下去结束一个民族长达百年的苦难吗?你能在美国人已经登上月球而自己的国家还全是文盲的现实条件下成功造出原子弹、造出火箭卫星核潜艇吗?你能勒紧裤腰带上马150多个工业体系实现肥料和化工以及机械产品自给自足吗?如果这还不叫伟大,那什么才叫伟大?你说中国人没有信仰,那请问是什么支撑着我们的父辈一路走来?你说中国人向来自私,那么那些明知到自己会牺牲的先烈们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难道是为了他们自己?你说中国科技不如美国先进,可当初我们比美国差一万倍的时候我们的父辈都没有放弃过追赶,今天歼20和北斗都上天了,我们只比美国差一点点罢了,又算得了什么困难呢?你说如今婚恋成本太高,那么请你读读杨开慧烈士的信吧,在那样的岁月里,一个妻子连给丈夫写的信都无法寄出,只得收藏在屋顶的夹板里,如今读来字字刺心,仿若遗嘱一般,那种婚恋成本你能体会吗?你能想象吗?……我想试问如今我们所处的这时代,再困难?能有我们的父辈他们所面临过的困难之万一吗?他和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家国梦,我们又怎能放弃属于我们的中国梦和世界梦?


放眼全世界,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有许多的不公平。中国去年承担了全世界70%的智能手机制造,却只能从中享受到1.8%的利润。而利用军事霸权垄断了全世界海洋运输贸易的美国,则可以强行通过美元捆绑全世界石油资源以及贸易商路轻松刮走全世界人民的劳动成果。这种剥削一日不停,我们心中所渴望的富足生活就永远不会到来。甚至如果我们不继续前进,不继续奋斗,我们的生活还将倒退会1840年的恐怖状态。因为一个国家民族和一个人的命运是一样的,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战争和侵略对我们而言,从未结束。


纵观人类历史,一个民族被灭绝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尤其是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民族灭绝就是铁证。这充分说明一个民族被另外一个民族所入侵最后的结果不仅是亡国更是种族灭绝。100多年前,当欧洲人和美国人的铁船冲破大洋的迷雾闯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几乎可以说已经被满清政府尘封毁坏一空,在明朝发展起来的火炮和航海技术以及商路的开辟努力早已在清朝的极端封禁政策下化为尘烟,等待我们这个民族祖先的就是亡国灭种的威胁。幸运的是那时西方人的科技也才处于刚起步的状态,我们还可以勉强招架和追赶。更幸运的是中国人有一种不向外族人低头的民族精神,这些关键点以及这种精神让我们避免了成为美洲人、澳大利亚人一样被彻底从地球上抹去的悲剧,为此我们也承受了百年的伤痛的欺凌。


事实上当年的中国实际上如同今天四分八裂的中东地区一样,被分裂成了众多“小国”,选票选举出来的总统袁世凯、曹锟等毫无作为,地方诸侯纷纷自立为王西北王、东北王、陕北王……林林总总,分裂的后果就是进一步被弱化,任人宰割,大量的白银被一船一船地运往欧洲和美国。那些年在美国的压力和武器控制下,蒋介石始终没能通过武力来一统兵权,没法锻造一个真正强大统一的民国政府,而是被迫游走于各地军阀势力之间寻求平衡。繁华的上海建设起来了,无数的工厂耸立在黄浦江沿岸,民国时期的上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吸尘器一样,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内地吸纳各种资源、女人、财富、劳动力进入上海,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任劳任怨地白白贡献着这一切。即便是黄金十年,即便就在上海滩的铁丝网外,中国人民也饿殍满地,易子而食,人均寿命不足三十五岁,中华民族一度濒临灭绝。


但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却一点也没有绝望,他们虽然一穷二白,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是农民,他们虽然没有枪没有炮更没有钱,但他们却誓要结束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誓要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妻儿,誓要建成一个新中国。这些GCD人的出现让处于那个地狱时代的中国人看待了一丝希望,所以他们纷纷投入到这场革命当中,以燎原之势席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新中国从战火纷飞中诞生。


然而在中国政府刚刚从废墟中建立,当中国人民好不容易从战火中九死一生地闯出来时,当我们在战场上拼光了几千万条男儿的性命好不容易打跑八国联军和日本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国之后,美国人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丝一毫的喘息时间。1952年,上一波侵略者前脚刚走,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又打了进来。从韩国登陆之后,十七国联军势如破竹打进平壤,然后继续以急行军的速度向鸭绿江挺进,目标直指中国刚刚在东北打下的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一旦被打烂,中国将永远不会有核弹、导弹、坦克、潜艇、化肥、机械厂,也永远造不出火车和轮船,中国人民就永远会像今天的索马里或阿富汗一样遭受饥饿和战争的折磨。当时的十七国联军武器装备先进,火力凶猛,机枪、坦克、飞机、大炮远比当初的日本侵华部队更凶悍百倍。而那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刚刚见过所以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土制手榴弹和杂七杂八的枪支。


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家国梦。中国人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园不容破坏,自己好不容易获得了一片安生立命的土地亦不容践踏,自己的妻儿老小好不容易不用再遭受奸淫掳掠绝的安定生活不容侵犯!于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精锐的男儿们拼上了自己的一切,中华民族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参加朝鲜战场与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作战的都是共和国的精锐老兵,这些老兵平均都经历过 100-400场大小战役。与八国联军作战他们活了下来,与日军作战他们活了下来,与伪军和山贼作战他们活了下来,渡江战役、淮海战役、百团大战……在无数枪林弹雨炮火横飞的战火中他们都活了下来,但是在面对十七国联军的绝对压倒性炮火中,这些历经百战而不亡的兵神们,就像被砍到的树木一样一排一排地倒下。在铁原他们抱着炸药包钻进敌人的坦克底下引爆,在长津湖他们被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活活冻成冰雕,在海边他们追着已经坐上快艇逃离的美军残兵跳进大海用肩膀扛着迫击炮继续向敌人开炮,他们用这种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嘶吼,他们渴望将这些比狼更凶狠的洋人永远地赶出自己的家园…… 经此一役,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精锐的男儿几近全亡,毛泽东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儿子均殒命沙场,化作守卫我们今天安宁生活的一缕忠魂。


再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历史了,今天我们可以称其为大低谷时期也可以称其为大跃进时期。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对峙,当时中国不得不选择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先搞出最重要的国防装备,再搞出最急需的化肥等工业生产线,否则就回再次亡国。虽然中国的大低谷时期和美国的大萧条时期一样导致了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和饿殍,但是我们今天所能拥有的制衡力量基础也是在那时打下的,核潜艇、原子弹、火箭技术等等都是如此。也许今天有人会说大跃进时期出现了很多过激反应造成了许多浮夸风现象,但在当时那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无论历史怎么变化,任何一个公正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永远都会是功大于过。


一直到60年代以后中国有了自己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力量,中国人才算真正开始了艰难起身的动作。毛主席打下了中国的工业基础,此后邓小平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日子才算渐渐好了起来。然而随着生活的日渐富足,人们逐渐开始遗忘了一路走来的付出过无数牺牲和努力的历史,我们今天在晴空万里下快乐地生活着,这种全世界和睦相处的假象日益麻痹着人们的神经,使得我们忘记了敌人的邪恶和强大,忘记了生存的现实和残酷,更忘记了我们今天这一切安宁的生活是建立在唯一的一张王牌庇护之下的,而那张王牌就是核制衡。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自己的政府,牢牢地将这张王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使得美国这头饿狼止步于安全范围之外。这个成熟的政府就是中国GCD,他就是手握达摩克斯之剑的“持剑人”。面对这个充满残酷竞争的世界,我们必须要有清醒地认识到热爱和守卫家国是不可让步和触碰的生存底线,因为事关生存无以为上,因为生存之下一无所有!我们需要记住他和他们为了这份家国梦而付出过的一切,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三十年的斗转星移,不过是一瞬间所选择的沧海桑田。今天,苏联的明克斯成为了中国的游乐场,未完工的瓦良格换上了中国的国旗载着中国的战机驶出了渤海湾,缓缓坠入大西洋的和平号空间站没能看到央央升起的天宫一号,曾经不可一世的苏27早已不敌歼10,更别提歼20。在大洋彼岸GPS也有了它的对手北斗星,民兵III也感受到了拂面而来的东风41。曾经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苏联变成了依靠输出资源谋生的重复老路,而出口石油换取大米的我们变成了今天世界的生产和消费大国。随着一代枭雄苏联被民主之后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30年忍辱负重的艰难崛起。或者这过程中我们出现了意识形态入侵者,出现了各种分裂势力,还出现了美金资本对舆论的恶毒操纵,他们正在看不见摸不着的角落悄悄的直接和毁灭我们的文化,正在大范围地散播思想瘟疫。他们正在对我们灌输一种荒唐的乌托邦似的政治妄想症。但是,我们当中也一定会有人坚决地站出来与之抗争。我,周小平,不过这是其中微不足道一份子。


我们的父辈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书写了他们的家国梦,给予了我们这份生存的空间和家国。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时代都没有放弃希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去继承他们的旗帜,不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好更强大,不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在怨天尤人和骂骂咧咧中放弃了信仰、放弃了奋斗、放弃了自己的话,那就不是这个时代对不起我们,而是我们对不起这个时代。


今天我们更应该记住他和他们在追逐家国梦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树立一个偶像来崇拜,而是因为我们需要继承他和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那种置身于绝地仍不放弃的精神;那种不怨天不怨地,相信自己双手能够闯出一片天地的精神;那种不怕苦不怕难,始终坚持用自己的奋斗改天换地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父辈的生活和命运,也能让我们在当下竞争型社会中成为赢家。这种精神能够伴随我们的父辈从战乱饥荒中建设起一个远离战火的家园,也能伴随着我们用自己的努力把这个还不够完美的家园变成真正的东方明珠。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敢于勇敢地去迎接和直面那不可预知的未来,因为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光明,中国就不黑暗。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谨以此文纪念那些和毛主席一路走来的革命家
谨以此文纪念自1840年以来,在历次斗争中为中华之复兴而牺牲的所有人民英雄
周小平
2013年12月25日于天安门东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54ff2b0102eol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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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像不喜欢点链接,那就把那个帖子全文粘贴过来,请您进行有力的批驳: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89&id=8728635 章士钊筹给毛泽东的两万银元到底干什么了?     1919~1920年间,先后有1600多名中国知识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以及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功不可没。        这段时间里,蔡和森、毛泽东都在北京,也在忙这件事。但毛泽东轰轰隆隆组织不少人赴法勤工俭学,临要走时他又不去了。        去不去法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蔡和森、毛泽东这对同学好友一起在北京组织张罗这件事,毛却不去了,蔡和森不问毛为什么吗?这就像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张罗着成立中共,临“一大”时,李大钊突然说我不参加,陈独秀不问李吗?但毛张罗一大气儿让别人去法国他却不去,似乎至今也少有人问。        毛张罗一大气儿让别人去法国他不去了也没什么,但有人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各地学生筹措的两万银元交给毛泽东,毛都怎么花得呀?“专款专用”是今天我们熟悉的用语,1920年时有没有这个词不知道,但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措的钱该用在谁身上应该不是件复杂的事。        两万银元不是笔小钱,毛在北大红楼每月才八块银元,他得干200多年才能挣到这些钱。可是,这笔钱毛都交给他的同学和老乡们了吗?这笔钱都怎么花的,蔡和森知道吗?这些问题还真不好查了,因为蔡和森死了。        然而,蔡和森死了,当年赴法的人还有没死的。更重要的是:当年为蔡、毛等青年筹措到两万银元的老东西竟活进新中国,而且他还没忘当年的这件事儿。        “我们在北京,一边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积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每天的生活都很紧张。我们都是些离乡背井的穷学生,家里无法接济,时间拖长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只好一面继续交涉,一面自己找点工作做……大约在1920年初,我同肖子璋等同志一起到了上海。因为还没有弄到赴法的路费,还是没有法子出国,只好在上海又进了一个湖南资本家开办的恒丰纱厂去作工。直到这一年的四月,熊希龄才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同意贷款给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此外还规定,到法国以后,要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于三年内储款还清。尽管如此,旅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次得到贷款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四十人。”(唐铎《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这段回忆看出问题了,这里怎么压根没提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呀?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都给谁了?是不是唐铎和肖子璋等四十人先出国了,毛后筹到的钱呀?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回忆。        “当时,大多留学生都从上海出发。为送别赴法留学人员,毛泽东先后在1919年3月、12月和1920年5月三赴上海。其间,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新民学会半松园会议……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找章士钊帮忙,经章士钊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廖冲绪《浅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毛泽东的影响》)        这段回忆谈到两个问题:一是毛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二是毛确实经章士钊帮忙,筹集到两万银元。        那么,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送走的是哪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呢?是唐铎和肖子璋等四十人吗?        “1920年5月9日,我和肖子璋、肖拔、孙发力等同志一起,乘法国邮船‘阿芒伯西号’,离开熙熙攘攘的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我们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约有一百三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湖南、广东、四川的较多。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同船前往法国的,还有赵世炎和傅钟等同志。”        这里可以看出,唐铎和肖子璋等一百三十多人就是毛最后送走的一批人,但这里依然没有提到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那么,毛泽东手里的筹款都给谁了?        这个问题几十年后毛自已作了解释,这个解释是章含之说的,相信章不会丑化毛泽东。        “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里毛泽东说“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1920年中共成立了吗?        其实,1921年中共“一大”时,毛还不是中共党员。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后来曾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时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着《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        1921年中共成立,1920年毛还不是党员,怎么能说党的经费非常紧张云云?毛的这个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那么毛手里的钱到底给了哪“部分同志”?即使湖南籍的赴法学生不会都拿到你手里的钱,(四川籍的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更不会拿到了)你的密友萧子璋(萧三)怎么也拿得是贷款呀?蔡和森不说了,蔡畅、李富春、李维汉这些你的密友怎么无一人回忆你手里曾有过两万筹款?        另外,留法勤工俭学的筹款你留了一部分同谁商量过,又是谁同意让你拿走的呢?对了,蔡和森上船了,你也不必同谁商量了。问题是:1920年你就知道七年后你得用这笔钱秋收起义吗?1921年你参加“一大”后,前苏俄没月月给中共经费吗?几年里湖南党组织的经费用得是你毛泽东手里的钱吗?国民党宣传部任职期间你没每月一百多大洋吗?你和党组织说过你手里尚有多少勤工俭学剩下的筹款吗?        毛泽东应该这样对章含之说:这笔钱改变了我窘廹的生活,为我后来的革命活动,如走遍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提供了很大帮助。        但这么说似乎也有问题.        好了好了, 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最怕细心和考证,你一细心看,总会看出一些问题出来。即使看出一些问题你不说不写不问也就罢了,一说一写一问,遭人烦了! --------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两万大洋     读章士钊之女章含之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有“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关于这两万大洋的记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翻印斯诺写的《毛泽东自传》第33-34页,“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接着毛说他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第128-129页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述。          可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2003年版(以下简称《年谱》),上卷,第40页记载他这年直至2月19日在北京还参加了活动,“3月12日      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归途中绕道上海。十四日到达上海。”这样他的旅游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接着,“3月15日      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三十一日送别。”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版《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第24页,载有毛泽东当年给舅父的信,其中“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又证明其并非1919年获得两万大洋,而且,已经送走两批赴法湖南学生,他们也不可能属于毛所言“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的。毛当时挚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5页记述:“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一百元。”(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年谱》上卷第50页,“12月,杨昌济病重,在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次页,记录着“二十二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帆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此引文说明,杨、章私交应可,且此时杨家亦属囊中羞涩,需舍出面子公告求助了。毛亦成倡导者之一。随即紧锣密鼓地加入湖南驱张活动,也无暇顾及其他,只是在3月5日挂名陈独秀在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成为该慈善组织一挂名成员。3月14日毛致周士钊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不打算介入留学的态度。“4月11日离开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日到达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年谱》上卷,第57页。)在时间上相吻合《毛泽东自传》及《西行漫记》记述的贫寒困苦的旅程故事。据《毛泽东年谱》第58页,“5月11日与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六人赴法,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边。”那么,此时尚未得款,不可能交一个子儿给他们。          且接下去我们看见,毛等5月起就试验“工读互助”生活, “6月7日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年谱》第58页。)可见囊中依旧羞涩。这段时间再无涉及旅欧学生事的记载。《年谱》第60页,在1920年“6月”项下有“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杨怀中自1918年起就配合蔡元培一起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这是同乡章士钊知道的。如果没有杨怀中的推荐信,章士钊未必会募捐,就算募到钱也不会交给素昧平生的毛泽东。可是毛拿到钱之后,直至他7月初离沪经汉返湘,已经不再有留法学生出发的记录了,于是这些大洋就成了毛自由支配的银子。          查当年银元比价,每银元值白银0.6148关两;时价美金0.7624元。两万银元值1.5248万美元。查中国火柴工业史,当时天津北洋火柴厂开业资本恰好二万元,尚不是银元。还有1920年全国共新开火柴厂23间,总资本183.7万元,平均每家厂不足8万元法币,非银元。可见两万银元确系一笔巨款。问题是,这笔钱是章士钊以助青年留学欧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资助留欧学子,其余都算挪用赞助款。接着查阅《年谱》,至“7月初离沪返湘。”之后也没有送别留欧学生更没有赠款之记录,“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之事自然无法谈起。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有22%,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学生,而且新民学会就有18人之多,歌颂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没有发现一个人提及他雪里送炭的恩德,或者这帮家伙全都忘恩负义了?          继续查阅下去,见到与旅法的向警予、欧阳泽、罗学瓒、蔡和森、萧子升等抵法学生通信,均无任何关于钱的议论,法国方面没有要,毛氏没有寄,井水不犯河水。不经意间,《年谱》第87页上,1921年“9月28日致信在北京的萧子升,谈从上海回湖南后的生活情况。‘我回乡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饮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信中谈到新民学会旅法会友陈赞周筹款医病问题,说此款在国内同人中似只能以你我及叔衡三人担任为度。‘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于是问题继续复杂化了,老人家后来自己承认“有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也即直到1927年秋季,这笔理应资助留法学生的钱还有不少。怀里揣着本应援助留法学生的“应付款”两万大洋,挚友病危急需用钱,可毛却要萧子升“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怎么解释?不知谁能否寻些替俺们的领袖开脱的资料?看上去那位萧子升先生根本不知老毛揣着各界赞助留欧学生的两万大洋!而陈赞周尚未等来老毛“事势急迫,非筹不可”的钱治病就死了,“姑且借来付去”也便不了了之。          那么,1920年6月得款,“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也许用于建党费用去了,那么,目光远大的他老人家运筹帷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亦不失明智之举。查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168页,《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说此话否定了章行老的钱进入党的活动开支可能性。毛就坐在旁边并没有异议辩白,只能相信它根本没有进入党的活动经费里,反而因“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毛领导的小组亦有得款的份额。          毛泽东拿到两万大洋以后,把它用于别的革命事业也无可厚非。我们继续查《年谱》,从1920年7月7日毛回到长沙,直至1921年7月初抵达上海出席中共成立会议,期间毛最重要的革命活动就是创办文化书社。据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版《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记载,1920年8月20日,由易礼容、毛泽东、彭璜3人任筹备委员,在长沙潮宗街56号租了三间房子开办文化书社,9月9日开业。各种宣传夸耀毛筹集400-1000元办这个书社,甚至说杨开慧之母“慨然拿出余下的几百元‘奠仪’费给了女儿,由她交给毛泽东办书社。”(《毛泽东的足迹――旧居、革命活动遗址史话》,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页)毛岸青、邵华在1983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文《两个90周年诞辰》,称:“外祖父病逝时,家境已经很萧条,北京的一些朋友赠送了一笔‘奠仪’费,这笔钱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后来妈妈看到爸爸为筹措革命经费而到处奔忙,就动员外婆将这笔剩余的钱拿出来,协助爸爸办了文化书社。”          这些介绍因为不知道老毛怀里揣着两万大洋,合理想象并不奇怪。然而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在,1921年4月编印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了至1921年2月27日为止,全部文化书社30位个人股东连同大公报馆合计投资股本金692大洋另六角三分五厘细目。其中,最大股东姜济寰三次入股228大洋,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200元。毛泽东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纳光洋10元。(参见:湖南新闻出版局编写、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第25页)如此,上述缅怀文章基本都是胡侃,倘若稍有真实,比如这10个大洋果然系“奠仪”所剩余,那就更惨,怀揣两万大洋不掏去讨要“奠仪”入股,怎能说得过去?何况,《年谱》上卷第83页,毛亲主这份详细报告的编制,主张反对秘密营业,要搞财务彻底公开。而且强调文化书社的重要性:“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的。          那么经营期间是否有所补贴呢?易礼容1978年7月6日撰写的《毛主席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一文称,毛泽东于1923年赴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4年12月回长沙养病,得知文化书社亏损状况以后,随即与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商量,由省委拨款800元为书社清理债务;1926年1月已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毛亦非常关心文化书社的情况,多次找易礼容、夏曦商量,出主意让易礼容给第二军军长谭延闓写信求援,谭拨付了400毫洋,解决了书社存在的困难。(参见湖南出版社《文化书社》书,第80页)可见,歌颂了老毛如何关心文化书社的这些文章,没有一个提及老毛解囊,果真捂得紧。这段时间,毛还涉及另一项革命工作,就是1921年8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年谱》上卷,第86页:“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是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的。查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第22页,该经费为“每月的400元银元”;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这件大事,又没让老毛破费。          那么,如果“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的话,也是不错的。可读书看见杨奎松教授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苏联拨款“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运问题得援款近五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援款1万元”。原来老毛在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用钱都是苏联给的,三个月共得了6万元,比起章行老那点募捐款,大巫见小巫了。          我们详细翻阅《年谱》,感觉到至少从1920年7月开始,老毛的日子明显宽裕起来,至少不再为银子发愁。1920年“11月下旬因工作过于疲劳,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P71)“冬同杨开慧结婚。”(P76)1921年1月3日起参加新民学会新年大会,讨论各项工作时免不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毛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P80)          “2月上旬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财大气粗地宣布:“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P82);“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一所房子,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居住。”(P88)到醴陵萍乡休养游览;办过一些企业却经营不善赔掉了;到湖南各地考察巡视,直至老婆孩子岳母娘甚至连保姆也带着赴上海下广州上武汉都无所谓了。与1919年(应该是1920年)进上海时那种“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真正是天壤之别。         2005年12月25日修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3-12-29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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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那试问你能做到在自己穷到身无分文的时候把到手的几万银元慷慨赠与数百同胞去求学吗?

虽然知道一点但是还真不知道毛拥有几万银元。那再当时可是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程度富翁呀?在哪里得来的可信资料呀,楼主能不能提供提供?
想到毛在图书馆一个月才8块银元的工资的事情,可见毛为了读书可谓穷尽一切机会呀


由于不了解,所以搜索了一下,我没时间,请楼主进行宣传批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715808010007ck.html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h-yuwai/3224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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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的硅(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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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美分没办法反驳就开始找细枝末节。毕竟死人没办法复活是不。

还有,反驳请呈上论点与论据,给我一堆链接干什么?

点评

我没时间关心这些,我还要学习其它东西呢,我可没能力关心国家大事,能把自己整好就谢天谢地了。 不过你要说清楚,你这美分是说我还是说其它人呀。 再说,你也要呈上论点与证据进行有力的批驳,不要动辄美分之类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3-12-29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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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晶圆(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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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前段时间 习老大打的------假新闻

现在的 习老大排队买包子------真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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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angfuchong 于 2013-12-29 09:44 编辑
walkwk 发表于 2013-12-28 23:09
我就知道美分没办法反驳就开始找细枝末节。毕竟死人没办法复活是不。

还有,反驳请呈上论点与论据,给我 ...

我没时间关心这些,我还要学习其它东西呢,我可没能力关心国家大事,能把自己整好就谢天谢地了。
不过你要说清楚,你这美分是说我还是说其它人呀。
再说,你也要呈上论点与证据进行有力的批驳,不要动辄美分之类的帽子扣,这样用多了反而有可能起到对立反感的情绪,人家还会说你拿了5毛呢。人家也会说,就算是美分存在,那也分正义和非正义的呀,例如,在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89&id=8728635这个帖子中的第二楼有一段:

查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168页,《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人家就会说,从西方拿了卢布,就算是真的从美国拿了美分也是正义的。所以别人会说你是谩骂却缺说服力。所以你应该阐述具体的东西出来。

即使你说了,我这个人有时候是有点好面子,我倒不是说我就懂什么,请问我表明过我是什么态度么?您这样有点不佳区分的回复我,有点令我有点情绪,所以忍不住再回复一下吧。

也为了你更好的宣称,那就就一个帖子请你详细批驳一下。说实在的,我也没看全部呢,我没时间,我要学其它的东西。
还是这一个帖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89&id=8728635
我感觉可能影响应该比较厉害,所以请你批驳一下,因为人家可是时间地点什么的写得形式上可是应该是全面,就起码的人类思维逻辑而言,人家在形式上是做到了,所以你也应该起码在形式上也要做到呀,这样才有说服力呀,才能更好的是愚民们得到锻炼和教育呀。就算是你是一个宇宙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恐怕如果大多数人还是愚民,你能否使这个国家真正富强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只匆匆扫了一眼,我感觉像这样类似的你应该逐一论证:

“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当然还有其它写得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引用的比有名的章含之看起来更具权威的。

哎,回复也是要花费我一点点时间呀。此贴我不再回复了。请您就其他人的帖子内容进行批驳宣传,别针对我来说什么,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大发慈悲吧,对其它人也大发慈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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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片初长成(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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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像不喜欢点链接,那就把那个帖子全文粘贴过来,请您进行有力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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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筹给毛泽东的两万银元到底干什么了?








    1919~1920年间,先后有1600多名中国知识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以及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功不可没。

  
    这段时间里,蔡和森、毛泽东都在北京,也在忙这件事。但毛泽东轰轰隆隆组织不少人赴法勤工俭学,临要走时他又不去了。

  
    去不去法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蔡和森、毛泽东这对同学好友一起在北京组织张罗这件事,毛却不去了,蔡和森不问毛为什么吗?这就像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张罗着成立中共,临“一大”时,李大钊突然说我不参加,陈独秀不问李吗?但毛张罗一大气儿让别人去法国他却不去,似乎至今也少有人问。

  
    毛张罗一大气儿让别人去法国他不去了也没什么,但有人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各地学生筹措的两万银元交给毛泽东,毛都怎么花得呀?“专款专用”是今天我们熟悉的用语,1920年时有没有这个词不知道,但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措的钱该用在谁身上应该不是件复杂的事。

  
    两万银元不是笔小钱,毛在北大红楼每月才八块银元,他得干200多年才能挣到这些钱。可是,这笔钱毛都交给他的同学和老乡们了吗?这笔钱都怎么花的,蔡和森知道吗?这些问题还真不好查了,因为蔡和森死了。

  
    然而,蔡和森死了,当年赴法的人还有没死的。更重要的是:当年为蔡、毛等青年筹措到两万银元的老东西竟活进新中国,而且他还没忘当年的这件事儿。

  
    “我们在北京,一边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积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每天的生活都很紧张。我们都是些离乡背井的穷学生,家里无法接济,时间拖长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只好一面继续交涉,一面自己找点工作做……大约在1920年初,我同肖子璋等同志一起到了上海。因为还没有弄到赴法的路费,还是没有法子出国,只好在上海又进了一个湖南资本家开办的恒丰纱厂去作工。直到这一年的四月,熊希龄才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同意贷款给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此外还规定,到法国以后,要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于三年内储款还清。尽管如此,旅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次得到贷款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四十人。”(唐铎《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这段回忆看出问题了,这里怎么压根没提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呀?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都给谁了?是不是唐铎和肖子璋等四十人先出国了,毛后筹到的钱呀?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回忆。

  
    “当时,大多留学生都从上海出发。为送别赴法留学人员,毛泽东先后在1919年3月、12月和1920年5月三赴上海。其间,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新民学会半松园会议……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找章士钊帮忙,经章士钊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廖冲绪《浅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毛泽东的影响》)

  
    这段回忆谈到两个问题:一是毛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二是毛确实经章士钊帮忙,筹集到两万银元。

  
    那么,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送走的是哪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呢?是唐铎和肖子璋等四十人吗?

  
    “1920年5月9日,我和肖子璋、肖拔、孙发力等同志一起,乘法国邮船‘阿芒伯西号’,离开熙熙攘攘的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我们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约有一百三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湖南、广东、四川的较多。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同船前往法国的,还有赵世炎和傅钟等同志。”

  
    这里可以看出,唐铎和肖子璋等一百三十多人就是毛最后送走的一批人,但这里依然没有提到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那么,毛泽东手里的筹款都给谁了?

  
    这个问题几十年后毛自已作了解释,这个解释是章含之说的,相信章不会丑化毛泽东。

  
    “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里毛泽东说“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1920年中共成立了吗?

  
    其实,1921年中共“一大”时,毛还不是中共党员。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后来曾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时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着《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

  
    1921年中共成立,1920年毛还不是党员,怎么能说党的经费非常紧张云云?毛的这个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那么毛手里的钱到底给了哪“部分同志”?即使湖南籍的赴法学生不会都拿到你手里的钱,(四川籍的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更不会拿到了)你的密友萧子璋(萧三)怎么也拿得是贷款呀?蔡和森不说了,蔡畅、李富春、李维汉这些你的密友怎么无一人回忆你手里曾有过两万筹款?

  
    另外,留法勤工俭学的筹款你留了一部分同谁商量过,又是谁同意让你拿走的呢?对了,蔡和森上船了,你也不必同谁商量了。问题是:1920年你就知道七年后你得用这笔钱秋收起义吗?1921年你参加“一大”后,前苏俄没月月给中共经费吗?几年里湖南党组织的经费用得是你毛泽东手里的钱吗?国民党宣传部任职期间你没每月一百多大洋吗?你和党组织说过你手里尚有多少勤工俭学剩下的筹款吗?

  
    毛泽东应该这样对章含之说:这笔钱改变了我窘廹的生活,为我后来的革命活动,如走遍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提供了很大帮助。

  
    但这么说似乎也有问题.

  
    好了好了, 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最怕细心和考证,你一细心看,总会看出一些问题出来。即使看出一些问题你不说不写不问也就罢了,一说一写一问,遭人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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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桶金:两万大洋




    读章士钊之女章含之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有“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关于这两万大洋的记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翻印斯诺写的《毛泽东自传》第33-34页,“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接着毛说他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第128-129页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述。
   
     可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2003年版(以下简称《年谱》),上卷,第40页记载他这年直至2月19日在北京还参加了活动,“3月12日
     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归途中绕道上海。十四日到达上海。”这样他的旅游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接着,“3月15日
     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三十一日送别。”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版《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第24页,载有毛泽东当年给舅父的信,其中“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又证明其并非1919年获得两万大洋,而且,已经送走两批赴法湖南学生,他们也不可能属于毛所言“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的。毛当时挚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5页记述:“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一百元。”(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年谱》上卷第50页,“12月,杨昌济病重,在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次页,记录着“二十二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帆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此引文说明,杨、章私交应可,且此时杨家亦属囊中羞涩,需舍出面子公告求助了。毛亦成倡导者之一。随即紧锣密鼓地加入湖南驱张活动,也无暇顾及其他,只是在3月5日挂名陈独秀在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成为该慈善组织一挂名成员。3月14日毛致周士钊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不打算介入留学的态度。“4月11日离开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日到达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年谱》上卷,第57页。)在时间上相吻合《毛泽东自传》及《西行漫记》记述的贫寒困苦的旅程故事。据《毛泽东年谱》第58页,“5月11日与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六人赴法,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边。”那么,此时尚未得款,不可能交一个子儿给他们。
   
     且接下去我们看见,毛等5月起就试验“工读互助”生活, “6月7日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年谱》第58页。)可见囊中依旧羞涩。这段时间再无涉及旅欧学生事的记载。《年谱》第60页,在1920年“6月”项下有“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杨怀中自1918年起就配合蔡元培一起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这是同乡章士钊知道的。如果没有杨怀中的推荐信,章士钊未必会募捐,就算募到钱也不会交给素昧平生的毛泽东。可是毛拿到钱之后,直至他7月初离沪经汉返湘,已经不再有留法学生出发的记录了,于是这些大洋就成了毛自由支配的银子。
   
     查当年银元比价,每银元值白银0.6148关两;时价美金0.7624元。两万银元值1.5248万美元。查中国火柴工业史,当时天津北洋火柴厂开业资本恰好二万元,尚不是银元。还有1920年全国共新开火柴厂23间,总资本183.7万元,平均每家厂不足8万元法币,非银元。可见两万银元确系一笔巨款。问题是,这笔钱是章士钊以助青年留学欧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资助留欧学子,其余都算挪用赞助款。接着查阅《年谱》,至“7月初离沪返湘。”之后也没有送别留欧学生更没有赠款之记录,“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之事自然无法谈起。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有22%,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学生,而且新民学会就有18人之多,歌颂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没有发现一个人提及他雪里送炭的恩德,或者这帮家伙全都忘恩负义了?
   
     继续查阅下去,见到与旅法的向警予、欧阳泽、罗学瓒、蔡和森、萧子升等抵法学生通信,均无任何关于钱的议论,法国方面没有要,毛氏没有寄,井水不犯河水。不经意间,《年谱》第87页上,1921年“9月28日致信在北京的萧子升,谈从上海回湖南后的生活情况。‘我回乡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饮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信中谈到新民学会旅法会友陈赞周筹款医病问题,说此款在国内同人中似只能以你我及叔衡三人担任为度。‘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于是问题继续复杂化了,老人家后来自己承认“有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也即直到1927年秋季,这笔理应资助留法学生的钱还有不少。怀里揣着本应援助留法学生的“应付款”两万大洋,挚友病危急需用钱,可毛却要萧子升“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怎么解释?不知谁能否寻些替俺们的领袖开脱的资料?看上去那位萧子升先生根本不知老毛揣着各界赞助留欧学生的两万大洋!而陈赞周尚未等来老毛“事势急迫,非筹不可”的钱治病就死了,“姑且借来付去”也便不了了之。
   
     那么,1920年6月得款,“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也许用于建党费用去了,那么,目光远大的他老人家运筹帷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亦不失明智之举。查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168页,《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说此话否定了章行老的钱进入党的活动开支可能性。毛就坐在旁边并没有异议辩白,只能相信它根本没有进入党的活动经费里,反而因“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毛领导的小组亦有得款的份额。
   
     毛泽东拿到两万大洋以后,把它用于别的革命事业也无可厚非。我们继续查《年谱》,从1920年7月7日毛回到长沙,直至1921年7月初抵达上海出席中共成立会议,期间毛最重要的革命活动就是创办文化书社。据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版《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记载,1920年8月20日,由易礼容、毛泽东、彭璜3人任筹备委员,在长沙潮宗街56号租了三间房子开办文化书社,9月9日开业。各种宣传夸耀毛筹集400-1000元办这个书社,甚至说杨开慧之母“慨然拿出余下的几百元‘奠仪’费给了女儿,由她交给毛泽东办书社。”(《毛泽东的足迹――旧居、革命活动遗址史话》,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页)毛岸青、邵华在1983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文《两个90周年诞辰》,称:“外祖父病逝时,家境已经很萧条,北京的一些朋友赠送了一笔‘奠仪’费,这笔钱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后来妈妈看到爸爸为筹措革命经费而到处奔忙,就动员外婆将这笔剩余的钱拿出来,协助爸爸办了文化书社。”
   
     这些介绍因为不知道老毛怀里揣着两万大洋,合理想象并不奇怪。然而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在,1921年4月编印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了至1921年2月27日为止,全部文化书社30位个人股东连同大公报馆合计投资股本金692大洋另六角三分五厘细目。其中,最大股东姜济寰三次入股228大洋,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200元。毛泽东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纳光洋10元。(参见:湖南新闻出版局编写、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第25页)如此,上述缅怀文章基本都是胡侃,倘若稍有真实,比如这10个大洋果然系“奠仪”所剩余,那就更惨,怀揣两万大洋不掏去讨要“奠仪”入股,怎能说得过去?何况,《年谱》上卷第83页,毛亲主这份详细报告的编制,主张反对秘密营业,要搞财务彻底公开。而且强调文化书社的重要性:“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的。
   
     那么经营期间是否有所补贴呢?易礼容1978年7月6日撰写的《毛主席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一文称,毛泽东于1923年赴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4年12月回长沙养病,得知文化书社亏损状况以后,随即与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商量,由省委拨款800元为书社清理债务;1926年1月已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毛亦非常关心文化书社的情况,多次找易礼容、夏曦商量,出主意让易礼容给第二军军长谭延闓写信求援,谭拨付了400毫洋,解决了书社存在的困难。(参见湖南出版社《文化书社》书,第80页)可见,歌颂了老毛如何关心文化书社的这些文章,没有一个提及老毛解囊,果真捂得紧。这段时间,毛还涉及另一项革命工作,就是1921年8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年谱》上卷,第86页:“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是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的。查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第22页,该经费为“每月的400元银元”;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这件大事,又没让老毛破费。
   
     那么,如果“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的话,也是不错的。可读书看见杨奎松教授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苏联拨款“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运问题得援款近五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援款1万元”。原来老毛在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用钱都是苏联给的,三个月共得了6万元,比起章行老那点募捐款,大巫见小巫了。
   
     我们详细翻阅《年谱》,感觉到至少从1920年7月开始,老毛的日子明显宽裕起来,至少不再为银子发愁。1920年“11月下旬因工作过于疲劳,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P71)“冬同杨开慧结婚。”(P76)1921年1月3日起参加新民学会新年大会,讨论各项工作时免不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毛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P80)
   
     “2月上旬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财大气粗地宣布:“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P82);“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一所房子,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居住。”(P88)到醴陵萍乡休养游览;办过一些企业却经营不善赔掉了;到湖南各地考察巡视,直至老婆孩子岳母娘甚至连保姆也带着赴上海下广州上武汉都无所谓了。与1919年(应该是1920年)进上海时那种“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真正是天壤之别。
   
    2005年12月25日修订
个人签名没工作,没女人老婆,没宽带 ,  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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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的硅(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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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证论据的正确性,张嘴造谣谁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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