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之痛；中关村是如何痛失“技术中心”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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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之痛；中关村是如何痛失“技术中心”地位的？ [复制链接]

中关村之痛
中关村是如何痛失“技术中心”地位的？

      2004年，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出现拐点：中国高科技产业由于资本市场退出形式的好转，以及网络热潮的重新回暖，而被注入全新活力，开始步入新一轮黄金时期。2003年12月，携程旅行网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随后，灵通网、中芯国际、TOM Online等相继在纳斯达克上市，中国公司在美国演绎新一轮资本市场的神话。可惜，在这些活跃的因子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中关村的影子。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

被政策“泡沫”和媒体“泡沫”掩盖下的惊人事实
      如果说《中关村之死》的标题仅仅是作者和出版者一种耸人听闻的夸张和炒作。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放下本书，就像放下当下到处泛滥的“组装书”、“拼凑书”、“包装书”和“急就书”一样。继续享受你平静的思维和生活，毕竟这个世界早已经不缺乏热闹和喧嚣。可是，我们可以以自己的良志保证：这是一本绝对发自内心，也绝对对观点和思想负责的书！
再美丽的数据，再漂亮的说辞，也无法否认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中关村已经不再是中国高科技创新的“中心”。中关村已经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事件！我们如何能够保持沉默？！
      二十多年来一直领袖中国，引领高科技走向，主导技术创新脉搏的中关村，终于在21世纪初期丧失了本来已经牢牢在手的绝对的中心地位。而且，随着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在高科技领域崛起的势头不断上扬，躺在历史上享受美好前景的中关村还将更加失落。我们无意于全盘否定，我们只是更专注地关注问题、揭示问题和探讨问题。凸现中关村现有的成绩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这样也不意味着简单的偏颇。
      虽然，中关村凭借积累，未来很多年都依然是中国高科技的重镇之一。虽然，接下来几年之内，中国高科技还将度过一段为期不短的“没有中心”的发展阶段。但是谁能成为中国高科技的下一个中心？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过去几年那样纸上谈兵的媒体佐料，而是一场活生生的发生着的事实。用不着多少年，中关村除了“人多地大物博”之外，还剩下什么可以炫耀的资本？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究竟为什么会发生？究竟如何把握趋势驾驭趋势？究竟谁是谁非？对于整个中国高科技发展究竟有着多大的教育和代价？对于我们政策决策者、企业管理者和投资创业者，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启发。这些都是我们试图解答的问题。而且试图以最通俗、最尖锐、最深入的方式进行解答。
      毕竟，这是中国高科技发展历史上最惨痛、最发人深省的教训！虽然，人们至今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那么，中关村究竟是如何痛失“技术中心”地位的？

转折时代，中关村全面痛失技术领导地位
    
      中国入世两年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焦点所在。中国力量除了在制造业强劲崛起之后，在高科技领域也开始悄悄积蓄力量。中国经济实力剧增，跨国公司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利益的筹码、规则的尺度和方向也在发生转移。短短一两年之内，我们也可以在自主技术和国家标准方面大胆出牌：我们推出3G标准、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推出了与DVD标准抗衡的EVD技术，推出了多种“中国芯”，国产Office和Linux进入政府采购……国家开始出台“人才、标准、专利”的整体性战略、信息安全战略和产业竞争战略。
      因此可以说，中国高科技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技术开始进入蓄势待发的质变阶段。可是在只要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曾经引领中国高科技产业走向和技术创新潮流的中关村却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失落。中关村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技术创新浪潮中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不但再也没有涌现领导全国的新兴的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而且像方正和联想这样的产业领头羊也开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技术创新这东西的确有点“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依然能从很多角度洞察其中的事实和趋势。这些事实都会告诉我们：深受“贸工技”思想影响的中关村明显开始落后于时代的潮流。简单环顾一下，我们都会忍不住为现状大吃一惊。中关村不但眼睁睁错失了互联网的第二次浪潮。而且在硬件、软件和通讯等领域也眼睁睁错失领导权。
      在半导体领域，虽然几款“中国芯”中也有诞生在中关村的，但是真正撼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中国力量，基本聚集在上海。汇聚硅谷和台湾新竹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的上海在未来半导体产业的领导性地位已经牢牢确立。有华为、中兴等坐镇的深圳已经成为全球通讯设备领域新兴力量中心。
在软件领域，除了政府主导的红旗Linux在中关村外，新兴崛起的永中Office，证券、金融、电信和电力等领域的行业软件和服务公司，也基本与中关村绝缘，而崛起于杭州、上海、深圳和无锡等地。在中国移动通讯全球一支独秀的今天，无论是移动增殖服务还是手机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中关村也只能袖手旁观。
      可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些依然视而不见？那我们走进去，深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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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错失中国互联网的领导地位 中关村的尴尬局面，我们首先从热中之热的互联网开始谈起。 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的圣地，上一轮互联网热潮中关村是中心地带，而后辐射到朝阳区一带，全国其他城市只是处于呼应的地位。但是，这一次，局面开始出现显著变化。实在北京也不再是互联网热潮的中心。“去中心化”是很重要的特征。2003年中国高科技领域最大的事件就是互联网开始强劲复苏。继2000年新浪、搜狐、网易等“中国网络概念股”在纳斯达克登陆之后，中国互联网开始掀起规模更为壮观的第二次浪潮。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最晚到2007年（最快在2005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肯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数量上）！ 2003年12月8日，上海携程旅行网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接着要上市的互联网企业还要：灵通、空中网、盛大、腾讯、搜房网、百度、Tom.com、慧聪、中国化工网、九城、阿里巴巴、e龙等。除了慧聪和百度和中关村有关系之外，其他公司几乎都已经与中关村没有关系。而且，慧聪和百度等也只是中国互联网第二次浪潮的第二梯队，真正领导这次浪潮的是盛大、腾讯、携程、等公司。他们甚至与北京没有关系。 而且，曾经在第一次浪潮中引领潮流的新浪已经将总部搬离中关村，注册到了上海。北京的市场主体也迁移到朝阳区，曾经热闹一时的电子商务公司8848和雅宝以失败告终，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互联网渐入佳境之际，中关村已经把自己的创新优势拱手相让。而在代表互联网未来趋势的无线技术、宽带技术、内容和增殖服务等方面，中关村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 表格：中关村和硅谷的互联网领导型公司 中关村失去互联网的中心地位，对于互联网本身而言未免不是好事。全国遍地开花的格局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互联网持久、全面和深入的发展。毕竟，无论是SP、网络游戏还是电子商务，都与门户鲜明的媒体特性不同，这一轮的主角们更富有“服务”的特性，更需要服务的文化和管理能力，这也是上海、深圳等地能够脱颖而出的背景所在。 可是，对于中关村而言，这种失落无法用任何理由来慰籍，也无法用任何理由来开拓。错失第二次互联网热潮不仅仅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只是中关村全局性危机的一个最明显的体现而言。 2001－2003年中国风险投资额（来源：zero2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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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失去了风险投资的“中心”地位 衡量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风险投资。毕竟，风险投资是高科技创业创新的燃料。燃料供给状况将直接决定高科技的活跃程度。因此，通过最近几年国内风险投资的流向和趋势，可以大致勾勒出轮廓。 硅谷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圣何塞水星报》每个季度都会公布最新季度的风险投资情况，包括公布每一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分析各技术板块的资金变化，与历年数据和全美各地的比较。这些数据成为硅谷很富有意味的风向标。《圣何塞水星报》公布这样的数据已经十多年了，积累起来就是硅谷发展的一个晴雨表。 显然，一个区域能够成为“中心”的首要指标就是在风险投资的数额方面必须、也是当然的“中心”。硅谷之所以是全美、乃至全球的技术中心，首先它是风险投资的中心。虽然，硅谷是互联网寒冬最寒冷的地方，甚至无数人开始悲观地预测硅谷从此面临生存危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寒冬不但没有削弱硅谷的中心地位，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其独一无二的地位。 虽然从2000年开始，风险投资绝对数额连年大幅下滑，但是，硅谷风险投资占全美总量的比例从1995年的14％大幅上升到2003年的33％。硅谷承受了产业和投资萧条的最剧烈的剧痛，但硅谷并没有在“寒冬”中沉沦，反而更加鹤立鸡群。 可惜，在中国，这样详实可靠的数据少之又少。政府部门每年都有巨额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却很少会花钱调查和统计这些宝贵的数据。况且，真正意义上的创业风险投资在中国崛起，也就是在1998年和1999年之间，主要借助互联网热潮的势头。风险投资崛起的源头当然是在中关村，于2000年达到了高峰。 好在，从80年代开始，以IT为龙头的高科技活动，是以中关村为中心的，这个说法无须任何数据就无人置疑。因为，你不但找不出能够与中关村竞争的相提并论的区域，就是想找出“中关村第二”都很难。 虽然，当年张朝阳开始折腾风险投资，是在朝阳区一带，张朝阳始终没有真正“进村”过。但是，那一次举国瞩目的“互联网泡沫”还是有着浓郁的中关村特色。那一次，互联网热潮虽然有着搜狐、网易等其他地方的互联网公司崛起。但是，没有任何地方的互联网公司比中关村更密集，也没有任何地方的“泡沫氛围”比中关村更浓。那时候中关村的老大地位依然还存。 经过长达数年的风险投资的冬天之后，风险投资的春天来了。可是，中关村却没有硅谷那样的幸运。根据一直专注于创业投资研究的清科公司2003年针对中外创业投资机构年度调查和统计显示，在2003年，外资创投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情况要远好于本土创投，北京及周边地区的获投数量最多，长江三角洲地区获投金额最高。纵观前两年的投资，2002年北京的投资情况最好，2003年上海的投资情况最佳，而2004年则可能会是深圳拔得头筹。 根据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北京市的创业投资机构是全国省市中最多的。2001年全国创业投资机构有104家在北京投资，高出位居第二位的深圳30家。北京市在投资金额上也具有绝对优势，2001年全国创业投资机构在北京的投资达到11.7亿元，高出位于第二位的深圳3亿元。但是，历史已经成为过去。2004年深圳市创业投资公会会员大会上获悉，截止到2003年底，深圳共有注册登记的风险投资公司 187 家，比 2000 年增长了 410 ％；深圳地区共有实收创业资本总额 125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了 223 ％。深圳的创投机构数量和创投资本双双居全国第一，成为国内创业投资资本聚集力最强的地区。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发布了《2003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从各项新增资本、投资额、投资项目个数和投资项目的平均金额等指标上可以发现，2003年国内风险投资活动主要集中于北京、深圳、上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目前正在逐步形成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园和深圳高新区“三大创业高地”。 调查显示，从2003年新增投资额上看，深圳地区的新增投资额为115628万元，位居全国之首。上海地区新增风险投资额为45523万元，北京地区为32431万元。从风险投资机构新投资项目数量看，深圳排在北京、上海之后，位居第三。而从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资本看，主要集中于深圳、北京和上海地区，比例依次为26%，15%和10%，深圳排在第一位。 2003年，各地风险机构新增管理资本为370229元，深圳64100万元，位居第二，排在北京77850万元之后。从投资项目分布上看，除上海以外的华东地区数量最多，达到115个，其次是深圳，有51个。 2004年是中国风险投资的又一个拐点，这是又一次热潮的起点，可惜对于中关村来说却是一个向下的拐点。显然，中关村在这场春天中已经不再是过去当然的龙头老大了。风险投资的“去中心”实际上就是中国高科技“去中心”化的最佳体现。当然，凭借雄厚的历史积累和巨大的品牌效应，中关村还会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风险投资的热点地区。但是，在风险投资领域领袖群伦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未来趋势更加不容乐观。 当然，中关村中心地位的沦陷，还不仅仅在于创业和风险投资方面，更深层次的危机和挑战也在逐步显露。中关村领头羊联想的局势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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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大企业的庸俗化趋势 企业文化与创新文化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失败，是中关村技术创新衰弱的内在根源。这种文化的割裂（甚至对抗）是中关村最大的失败。其结果就是，经过多年发展，中关村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地大大下降。如今中关村再也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代表时代水平、具有相当竞争优势的技术。企业是大了，但技术含量已经无可挽回地下降，而且他们共同的命运是：企业越大，生存压力越大，也越是无力投入技术研发。 于是，必然的故事发生了。王缉志、倪光南、王选先生先后被“逐”出企业，因为官本位的争权夺利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而且，的确他们当年创造的技术，如今也无可挽回地在市场上衰弱了。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也是企业本身的失败；这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更是这些企业乃至整个中国IT业的悲剧：作为企业，未能在他们原有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组建技术团队，形成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也没能建立机制，让更年轻的技术人才接续他们的成果，及时升级换代。而在残酷的IT业，技术的寿命是有限的，个人创新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于是，几年之后，他们就象一支支燃尽的蜡烛，或说榨干利润的产品一样，被重新推回中关村的大街。中国IT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象中关村企业的校园文化一样，被生生窒息。没有机制作为保证，没有文化作为内涵，技术创新只能是年复一年的美妙动听的口号。 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从中关村成长起来的大公司，比如联想、四通、方正、清华同方、北大青鸟等等在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大量宝贵资金之后，却最终失去了自我：失去了高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专注，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从中关村科技园区2004年工作会上获悉，目前中关村已有上市公司56家，占北京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其中大陆主板41家、香港13家、美国纳斯达克2家。园区企业在大陆主板市场融资比上年增长1倍，在香港证券市场融资比上年增长近8倍。现在的融资局面与10年前相比，已经天壤之别。流淌在中关村的金钱已经汹涌成河。但是，中关村不但没有在金钱中崛起，反而看到的更多是在金钱中沦陷。中关村大企业的基本“宿命”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 民营企业的异化趋势：“民营”特性不断弱化，越来越像国营企业。中关村的政治磁场。半个政治家，半个老板的生存哲学。 2、 核心竞争力的异化趋势：盲目多元化，IT不再IT。中关村企业特性的消失，与其他平庸非高科技企业同质化竞争的泥沼。 3、 资市融资的异化趋势：被上市所累，被上市所害。更多的将死于资金“富裕病”。 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关村那些功成名就（成功融资上市）的企业。其中大多数与许多上市的最平庸的传统企业为伍，融为其中的一分子，介入房地产、贸易、娱乐、食品等等，也学会了股票操作等，陷入无方向的多元化扩展和逐渐庸俗化的发展方向。短短几年之间，这些大企业越来越看不出他们的高科技特制，也看不出中关村的特色，他们沦为国内无数平庸的上市公司一个模样，与他们一起陷入另一种“同质化”竞争的泥沼之中！ 四通就无须多说，已经彻底沦陷。想当年（尤其是96年前后），方正无论在技术上、市场上还是股市上，都远比联想风光。而今，两者却是今非昔比。但如今，与发展停滞的联想相比，方正控股更是苦瓜一个。多年来一直身陷巨亏和裁员的漩涡。而且人事风波年年不绝，1999年前，以王选与张玉峰的矛盾为线索。1999年“逼宫事件”中，王选与董事长张玉峰双双离开董事会。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闵维方任集团董事长。随后，由于闵维方不再兼任集团董事长，原北大校产办副主任魏新脱颖而出，晋升为集团董事长，同时还兼任方正科技的董事长、总裁。但是，每年依然风波不断，这样的人事斗争业务如何可能突破。人们不禁要问：代表北大的高科技产业化形象的，号称中关村、乃至中国IT业最具技术含量的方正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如此？未来将会怎样？ 中关村两大代表企业，一个面临冬天，一个身陷冬天，实在发人深思。而现在无论中关村，还是IT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我们亲爱的媒体们，都从来始终如一歌功颂德，使产业永远洋溢着四季如春的气息，从来没有任何冬天的消息。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要如此？今天，我们只有问题，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寻找答案。 “机制”是个最好的借口，但是仅仅是“机制”问题吗？秦朔《大变局》认为，从“国企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代名词，到民间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中国经济20多年来的最大变局。作者把“保有和实现经济自由、享受自由成果的权利”视为“人性中最真实的支点”，并由此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再谈起中国的企业，他们所使用的“企业”概念是完全一致的——企业的每一份所有权，都能找到清晰的、不会被虚置的所有者。企业，正是这种明晰的产权基础上的合作秩序。与传统产业相比，中关村的这些大公司幸运多了，但是这些企业的不断庸俗化、甚至沦陷的背景，恰恰是机制在不断改进，企业的重要管理者一个个成为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之后。 中关村大公司的庸俗化趋势，彻底改变了中关村的发展方向，必将引导着一批又一批富有创新活力的重蹈覆辙！这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一大悲哀！ 如此趋势下去，是不是多年以后，我们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还有高科技吗？中国真的还可能赶上印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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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领头羊——联想面临历史性的困局 在欣欣向荣的背景，中关村当下经历的最大的阵痛还不仅仅新兴创新企业的缺乏，而是曾经最为成功的一批领潮流之先的公司，开始面临各种问题。四通已经彻底陨落，以排版软件走出国门的北大方正近年来内忧外患，人事动荡不已，新技术和新产品后继乏力，方正电子已经多年亏损。 作为中关村，也是中国IT业的领头羊联想，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骄傲。虽然还没有呈现重大危机，但是已经陷入停滞阶段。从2001年到2003年，联想长达三年处于胶着状态，收入、利润和股票价值等都处于停滞状况。使整个公司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少帅杨元庆真正掌舵的三年，可是信心十足的雄心遭遇了三年的沉重压抑，在精神状态和信心上，明显透露出疲惫；这是中国企业开始显露国际竞争力的几年，在全球产业最困难的情况下，华为、中兴、TCL等公司也在强劲地逆势而上，可是联想的四处突围显得十分茫然，士气和业绩都明显进入负循环；这是进入WTO之后，跨国IT企业适应、调整和蓄势待发的几年，可是联想显然依旧没有准备好打更艰苦的战争；这是全球IT转折的几年，整个产业即将进入新的大发展阶段，可是联想的未来方向依然不确定，新的突破点依旧没有明晰。 由于强大的媒体操作能力和广告投入的控制能力，因此，国内所有媒体除了对联想歌功颂德、粉刷太平外，几乎没有人报道了联想当下的真实状况。除了投资银行的报告和香港媒体的偶尔报道，也很少有人能够反映、知道和讨论联想面临的真实局面。现在，联想眼前的局面用“严峻”一词已经不足以描绘，“危机”一词已经一点不过度。我们直面联想的话题，反映和争论这些真实，对联想认清问题，迎接挑战大有好处，而且是必由之路。联想目前面临的问题，只能依靠真实反映，直接面对，让社会各界参与讨论，才可能寻求真正有利的对策。回避和掩盖，已经无助于解决问题。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2002年联想的表现如何？在联想一年一度的香港圣诞晚会上，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代表董事会称赞CEO杨元庆“过冬有方”。柳传志称，2001年和2002年被称为IT界的冬天，IT领域世界级的知名企业在凛冽的寒风里几乎一片萧条。而联想在2002年上半年的净利润达到5.24亿元，增加了20％。这位联想老“掌门”不仅对上半年财务报表满意，更对联想整个的发展状况感到满意。 国内媒体大多转载了这条报道，相信大多数人也都由衷认同老柳的称赞。的确，我们也认为杨元庆这一年表现不错。但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杨元庆或者联想的表现究竟如何，还应该问问那些很重要的人：广大的联想股东和投资者！那么，站在他们的角度，会是如何评价？我们就用数字替他们回答吧：在2002年一年内，联想的股价从年初的每股4港元左右，跌倒了12月27日的2.675港元，接近两年多来的最低点。在这一年中，联想年初的最高价4.35港元到近期最低价2.125港元，跌幅超过一半以上。一年内，联想公司市场价值损失200亿港元！相当于净利润的40倍。 这里说的仅仅是2002年的事情，还是让我们回到互联网上。2000年，联想股票最高曾经冲高到15港元左右，现在已经缩水约80％。也就是说，联想股票市场价值损失大概800亿港元。换句话说，如果把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整个泡沫中的所有损失加起来，可能也只有联想这两年多来损失的一个零头！那么，在中国最臭名昭著的互联网公司和中国IT业最具口碑的PC公司之间，舆论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是，却无法回避现实。 2004年伊始，杨元气自己如此总结：“公司最高管理层经过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得出以下结论：造成没有实现规划目标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自身主观能力的估计过高，对高增长和多元化的过分追求与有限的能力和资源不匹配，以至于广种薄收；此外，我们的企划能力、战略管理能力严重滞后于公司的发展也是重要原因；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干部的开拓变革执行力不够。” 2004年第一季度，联想传闻以久的业务重组、结构调整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也开始了。联想员工如此写道：“算算时日，来到联想一晃3年，这在公司算是老员工了，能够历经01年寒冬、04年变革，依然存活下来的老员工。回忆往昔，我也曾经热血沸腾，为了一句“扛起民族工业的大旗”来到联想，和几千个信奉“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同仁一起，为了实现“科技创造自由”的目标，让“联想走近你，科技走近你”，也终于在今天，当联想又一次站在舆论的浪尖时，“只要你想”刺痛了每个联想人的心，我们想联想能够做得更好、走得更稳；我们没有奢求过国际化；我们想自己能够过得更好；我们想公司能够团结、平等、诚信、共同发展；我们想哪怕重现联想当日的辉煌；我们也想像华为一样；我们想得到以人为本的尊重。但是，我们想的没有变成现实，我们中的很多人会因为这场变革颠沛流离；会为这个原本不堪重负的社会增添更多负担；会觉得整天拿DELL做反面教材宣贯的民族企业也如此卑鄙；会知道原来梦想跟现实之间也许真的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大概，纸飞机只能在杨元庆这样的成功人士手里变成航天飞船。我真的看不清这雾里花水中月的联想。变革，究竟给联想带来了什么？” 每一个关心中国IT业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胶着状况如果再持续1－2年，对于联想这样一个中国IT业的“巨无霸”，将会引发更多严重的发展“后遗症”。而无论如何，杨元庆是驱动联想未来的不可替代的引擎，联想是中国IT业不可替代的领头羊。也就是说，联想的未来不仅仅维系着联想本身，而是直接影响着整个中国IT业的发展命运。也直接决定着中关村在中国高科技的未来地位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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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贸工技”的大旗摇摇欲坠 毫无疑问，联想的战略当然绝对应该以PC为中心，因为这个业务占据联想80％以上的收入。PC业务绝对应该是联想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是，这些年在PC之外四处出击，极大地分散了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犯下了慢慢多元化的大忌，而且也的确得到了很糟糕的多元化业绩。但是，联想把所有赌注都下在PC上就正确吗？好像很当然，事实上问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联想的战略问题还真是个大问题。 联想“贸工技”战略的确是中国企业的最现实、最自然的选择，因为这是中国企业天然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尤其是在“高科技”、“低成本”的领域上，中国企业大有机会。可惜，PC的特殊性以及联想自身的发展却使这个问题变了样子。首先，联想已经200多亿的规模，PC市场份额接近30％，自己已经把PC业务做到了极致，顶到了天花板。这时候，要么做到国外，要么保持份额，跟国内市场规模与时俱进，也不失办法。 中国企业在“高科技”、“低成本”的领域上大有前景。因为“高科技”意味着极大的毛利率空间，比如微软有90％以上的毛利率，Cisco有70％以上的毛利率，英特尔有70％的毛利率等，这些领导厂商撑开了巨大的价格空间和利润空间，给中国企业以极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所以Linux、永中Office、华为公司、中国芯等都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可惜，PC行业已经失去了高科技产品的特性，毛利率只剩下20％左右了。那么，如果PC像电视机、DVD机等家电产品一样，中国企业凭借成本优势拼“血汗钱”，也绝对可以让国外巨头望而生畏。可惜，PC又没有家电产品那样幸运。因为PC业有两个特殊的公司，PC成本走势、价格走势和产品走势，主要由英特尔和微软主导。比如英特尔CPU占PC成本的20－30％左右，CPU的价格、广告补贴、供货时间都直接主导了PC厂商的毛利率，甚至可以完全控制国内PC厂商的利润和市场份额。因此，业内人士有一个并不夸张的说法：谁是杨元庆真正的老板？不是柳传志，而是英特尔！ 如果PC是家电一般，那么戴尔再如何运作，再如何中国采购，其成本也不可能低于联想，不可能拥有价格优势。但是，实际上英特尔给戴尔的供货价格（采购量数量级的差异）却使得成本优势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微软是PC成本的另一大变数，给厂商Windows许可的每个拷贝价格可以在十几美元到50美元之间波动。因此，和微软“关系”如何，也直接决定了成本和利润。中国PC厂商再卓越、再刻苦，再勤劳，有了这两大公司的特别“帮助”，凭借劳动力的低廉的任何成本优势都可以简单化为乌有！如今，联想这样的公司无法在Windows上与戴尔竞争，只能在正版Windows装机比例上远远低于戴尔扳回一点点成本优势。但是，随着微软步步进逼，要求不断提升比例，国内大型PC厂商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加上戴尔有全球市场作为背景，绝对可以牺牲短期利润，“亏本”进行竞争，蚕食你的“命根子”市场。 有英特尔和微软这两座大山，中国企业在PC上的成本优势永远也不可能显示出来！没有极大的成本优势，就根本不可能走出国内，打入全球PC市场的“主场”——欧美市场！甚至连国内市场都很难持久维持。 那怎么办？联想之路究竟如何？PC之“贸工”的路越来越窄，PC真的没有技术含量可以增加的吗？“技”的道路又在何方？提高技术真的可以逃出Wintel看不见的“魔掌”的操控吗？在国内政府市场能否利用政策“抗拒”国外公司的顺利进入？能否利用特色技术与国外主流产品增大差异化？能否努力拓展PC延伸市场等等，究竟突围之路在哪里？这是联想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折射出中关村的问题！ 目前看来，当下的局面，仅仅依靠联想内在的变革意识已经不足以实现突破，需要真正开放思想，与外界一起互动，才能促成实质性变革，使杨元庆自身完成领袖型企业家的全面升级，完成联想的新突破。总结联想三年的三大失误，脱离PC业务的核心竞争力，还有其他分心事情无数：1. 互联网失误：盲目跟潮，仓促退却。2. 服务失误：高看服务市场，高看联想的服务文化。3. 技术失误：有战术，缺乏战略。需要一个新的真正技术领导者，需要外援。三大失误完全是决策者盲目自大：几乎每一次都是盲目跟风！热潮面前谁比谁牛的气势？最冤的就是没有一次失误是引导业界之先，而都是连跟风没有跟好，实在想夸几句都难。如今，手机和数字电视会不会是新的失误，真让人担心！ 如果说联想的成功是“贸工技”的成功，那么原来核心竞争优势其实非常脆弱，主要建立在中国PC市场卓越的炒作和出色的运作，但是并没有构建出长期的成本优势和运作优势。由于实际上主要是英特尔和微软主导了PC的成本和价格，因此联想并不能在实际成本上真正超越戴尔。事实上，今后联想成败的唯一标准还是看PC，还是看Dell！这是中国的优势，这是中关村的优势，这是联想的优势，这是杨元庆的优势。联想未来之路就是Dell之路，就是真正战胜Dell之路。成功的联想第一步必然要在中国全面挑战和打败Dell，第二步在全球挑战和打败Dell。而失败的联想就意味着，在中国，联想就在Dell面前节节败退。如果那样，中关村“贸工技”的旗帜就从此降落。 姜奇平因此提出了《重估“贸工技”与“技工贸”价值》，他认为：“一切向前看，我认为当前形势不同了，中国信息产业正在对日本强行超车（今年或明年即可实现，虽然只是规模上），这时候问题全变了。原来不该考虑的问题，现在必须要考虑。所以王育琨先生提出的一大堆理想化的问题，就反而很有现实意义了。我用“重估”形容。意思是，从大面上看，贸工技在历史上是对的；技工贸是未来的方向。” 但是，中关村是否真正已经意识这个极为严峻的挑战，是否意识到自己本身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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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技力量率先在深圳崛起 在纺织品、制造加工业等低科技低成本的领域中，中国力量已经展现无疑；高科技领域中，我们也将在个别领域中率先获得突破：那就是高科技低成本的领域。像华为所处的通讯设备和产品领域就是典型，与传统IT业有着本质区别：国外原先领导市场的公司撑起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像Cisco公司高达70％毛利率的商业模式，为国内厂商的驰骋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在没有核心零组件被国外厂商控制的前提下，国内厂商的成本优势和低毛利率运作模式，将显示不可阻挡的竞争优势。PC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要走出过门，昂贵的市场营销成本和运作成本，以及组件采购数量和价格的劣势，使得国内PC走出国外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此，PC业这类典型的“高科技高成本”模式并不利于中国力量的爆发。 那么，中国力量什么时候可以在世界崛起？这是一个最值得期盼的答案！ 当2003年9月，我走马观花一样浏览完华为公司的全貌，我的确惊诧于短短几个小时的见闻。也将我多年来置身IT业的固有观念全面推翻。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中国IT业的最佳象征非联想莫属。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将华为与联想放在一起相比，把联想最具特色的厂房与华为的研发大楼相比，你就不能不承认，华为与联想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华为的国际化势头已经势不可挡，2003年海外收入超过10亿美元，占总收入的27％，几乎增长一倍！2004年，华为海外收入将达到15－20亿美元，1－2年内海外收入将占总收入的40％。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已经开启。虽然，现在主打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等地，但是，一旦立足脚跟，华为业务挺进美国和欧洲主流市场，也只是时间问题。华为的前景势不可挡！ 而中关村的联想不但没有任何国际化的进展，在国内市场高端市场开始遭受戴尔等跨国公司的强烈侵蚀，低端遭受神舟电脑等地方品牌的打击。当然，联想的出色是不容置疑的，它卓越的市场能力使得未来的联想在中国市场依然会叱咤风云（自身技术积累、国际竞争状况和行业特性都决定了数年之内，联想的国际化还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华为却已经实实在在置身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华为的技术积累与全线产品已经与国际一流水平看齐，占华为一半员工的研发队伍已经与当下的行业领导者——Cisco基本相当。考虑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落差，以美元与人民币不同单位比较，两家公司营业额的数字已经基本相当，只是单位不同而已。 华为如同一头展翅飞翔的雄鹰一样，已经具备了驰骋全球的一切基本条件。难怪Cisco要对华为如此危惧。因为对于毛利率高达70％的行业霸主来说，Cisco深深明白，像华为这样来自中国的企业的真正杀伤力。这是一股在3－5年内足以震动Cisco利润格局的势不可挡的力量，这是一股在3－5年内足以震荡整个行业全球格局的颠覆性力量。华为需要的仅仅是前期起飞的一段艰难历程，也就是说，华为需要的仅仅是时间。 在我的视野中，华为的力量的真正爆发不是这些年在国内的一马当先，而是即将释放的全球范围的震动和影响。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力量！是中国力量在制造业之后，在高科技领域掀起的第一个冲击波。而且完全可以相信，华为不是孤立的单兵作战，华为后面尾随的，将是一大批类似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包括中兴、TCL等，他们将共同改变整个高科技产业的面貌，给全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一向由少数垄断性巨头控制，并获取高额利润的高科技行业，将因为中国力量的崛起而一波波走向神坛，从而为造福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力量未来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领略了华为，一个现在正经历着风雨和阵痛的企业，使我对这股中国力量的崛起的预测提前了5年。滞后华为5年之后，我相信在传统IT领域的软、硬件业，中国力量也将崛起。 可惜，这些真正切入了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力量，基本与中关村无关！高科技的中国力量居然不是崛起在中关村！这个局面放在5年前来预测，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而如今是活生生的事实。未来更将很快清晰呈现。 高科技基础——半导体业的中国力量在上海崛起 在高科技领域，半导体产业有着特别的地位：半导体不但是IT业的基础产业，半导体也是“硅谷”得名的关键，也是硅谷发家的根本。同时，半导体是韩国高科技产业得以崛起的领军，半导体也是台湾高科技产业以及新竹科技园区得以成功的核心所在。所以，对于21世纪必然崛起的中国高科技产业来说，半导体显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包括中关村在内的无数国内高科技园区展开了资金、政策、技术和人才的争夺。最终是上海大获全胜。 美国当地时间3月17日，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说，是一个有着历史性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全球第五大芯片代工厂、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芯国际以美国存托凭证（ADR）的形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虽然，这一天中芯国际（股票代码为“SMI”）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上市价格定为每股17.50美元，以17美元开盘，但开盘即跌破发行价，最后以15.5美元收盘，较发行价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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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刻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国半导体业正式走向全球。此次，有着“中国第一”概念的中芯国际出售了其28%的股份，融资140亿元港币，约18亿美元。摩托罗拉公司持有中芯国际11.4%的股份，上海市政府、北京大学也是中芯国际的股东。高盛、华登、以及新加坡的arm Temasek控股公司拥有此次IPO发行量的40%股份。这次融资成功，将使成立不到4年的中芯国际增加与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较劲的资本，并可望从全球第五大芯片代工厂跃升至第三大。 至2003年底，中芯生产能力已达每月5.8万片芯片，2004年估计达每月12.5万片，约为台积电的三成，可望超越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挤身至全球第三大芯片代工厂。　　投资银行高盛表示：“我们认为中芯将是台积电及联电的长远威胁。” 中芯国际当年以10亿美元的资本开始发展，2003年透过私募筹集约6.3亿美元，成功上后，将摇身一变成为市值逾6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规模直追全球第二大芯片代工厂联电。中芯的上市无疑刺激了更多国内半导体芯片厂商，包括上海宏力、华虹NEC、华润上华及先进半导体在内的四大芯片商均表示，将于2004年完成上市。 可以预料，今后几年，以中芯国际为龙头的中国半导体力量将逐步崛起，不但影响中国半导体市场，同时也将极大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格局和产业周期的波动。人们最应该关注的是，这一支将影响未来全球IT业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中国IT业传统的圣地——中关村，而是来自上海。在上海，以中芯国际为龙头，已经初步构建起半导体上下游的产业链轮廓。将与台湾新竹形成直接的竞争与合作。 上海半导体产业生态的崛起与中关村的失落 中关村20多年的发展，名声如日中天，但是却始终没有在全球IT业产业链中真正找到突破口，能够强有力地切入其中。上海的半导体和深圳的通讯设备，已经比中关村固守国内市场的产业生态大大高出了一个层次。 集成电路、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是新竹IT产业的两大支柱行业，2001年产值分别为3757.19亿台币（折合人民币916.4亿）、1610.71亿台币（折合人民币392.9亿），分别占据新竹57％、24％的产值。新竹已成为全球晶圆代工的重要基地，以及个人电脑多项零部件及周边设备的主要生产地，取得了晶圆代工全球第一，集成电路设计世界第二，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全球第四，笔记本电脑产量全球第一的重要地位。 根据上海市科委组织的《硅谷、新竹与上海三地发展相关性研究》。2000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产值为59.5亿元人民币，在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中只占据了5％的产值份额，与台湾1404亿元人民币的产值规模相比，上海集成电路产业产值仅为台湾的4％。上海是我国最早建立的IC产业基地，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上海IC的产销量始终保持国内的领先地位；80年代中期，上海IC产业由于没有抓住发展机遇，一度失去了在国内的领先地位；90年代末以来，在中央以及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上海IC产业抓住世界集成电路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推进外资（特别是台资）集成电路产业向上海进行技术转移，随着中芯国际、宏力、泰隆、英特尔和IBM等制造、封装、测试项目以及威盛、智原、扬智、旭上、芯成等IC设计企业相继在上海落户，一条囊括设计、光罩、制造、封装测试以及设备、材料等支持服务在内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初步形成，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整体水平大大提升。到2003年，上海共有集成电路企业158家，从业人员3.7万人，总投资已达80亿美元。 资料来源：通过多种途径的资料搜集整理得出。 　　 《硅谷、新竹与上海三地发展相关性研究》披露：作为上海IC产业发展的重镇——张江高科技园区，以晶圆制造和芯片设计为重点，推动光掩膜、封装、测试以及配套产业的发展，带动园区及周边区域内的能源、气体、运输、设备生产和维护等相关支持服务产业集聚，形成园区集成电路产业链（如表2－3所示）。目前，在园区微电子产业基地里，总投资力度超过60亿美元，引进和投资组建了96家集成电路企业，其中晶圆制造企业3家，芯片设计44家，光掩膜和封装测试企业16家，研发教育机构10家，配套服务企业23家，初步形成了以晶圆制造为龙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资料来源：通过多种途径的资料搜集整理得出。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起步。从上海集成电路产业产值的分布来看（图2－8），上海IC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设计业、制造业和封装业的产值比例为6：35：48（而与此相比较，台湾的比例为22.7：58：19.3），附加值较高的设计、制造业比重偏低。但是，良好的发展势头已经开始，而且势不可挡。中芯国际董事长兼CEO张汝京仅仅用了四年时间，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内地最大半导体Foundry(代工)企业（以产能而论今年将排名全球第三），带到了纽约、香港两地上市，并成为今年以来全球第三大IPO。北京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也是中芯国际董事之一的王阳元教授更认为，“张汝京最大的贡献，是让中国芯片产业与国际标准正式接轨”。《财经》杂志认为，张汝京抓住了几乎所有天时、地利，并将它们利用得淋漓尽致，包括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所产生的成本优势及亏损支撑力、在行业最不景气时的进取型投资、台湾当局对业者西进限制所产生的时间差、外资在华投资策略的失误等等，这些在中芯此前的三次融资及成长过程中，历历可见。 如今，中芯国际力争做全球顶级半导体代工企业的事业已进入中盘阶段。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里，全球半导体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衰退。从2001年开始，全球半导体业的平均资本支出每年萎缩了30%，而中国半导体企业的资本支出年增长率却高达50%。目前中国内地有中芯国际、上海先进、华虹NEC、宏力及和舰五个主要的代工厂，光是8英寸厂就达7个，有一些还在规划中。 　　 图2－8 2001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2002上海信息化年鉴》整理得出。 　　半导体领域的中国力量已经初现轮廓，而且已经指日可待。在全国各地争夺半导体中心的热潮中，上海旗开得胜，基本奠定了胜局。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近两年来，上海IC设计业发展十分迅猛。截至2002年底，上海IC设计企业和单位的数量已经由2000年底的24家突破至100多家，年销售额占全国的20%；这些企业聚集了2000多位IC设计专业人员，占全国总量的40%。在集成电路制造领域，上海已经形成了以中芯、宏力、华虹NEC、贝岭、先进、新进为骨干企业的芯片生产格局，其中中芯、宏力、先进以及新进从事目前国际流行的晶圆代工服务，而华虹NEC、贝岭目前正在采取积极步骤向晶圆代工转型。 　　目前，上海拥有4英寸芯片生产线1条，6英寸芯片生产线2条，在建的4英寸和6英寸混合线1条，已建和在建的8英寸芯片生产线7条，大多数在建的8英寸芯片生产线按照预定计划将在2003年投产，预计到2003年年底，上海8英寸晶圆厂的产能将达到12万大圆片/月，全年产能将高达60万大圆片，产值约70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翻一番。2004年产能将进一步释放，预计产值将达到25亿美元。预计到2005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将分别达到10％和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通过多种途径的资料搜集整理得出。 资料来源：根据Silicon Valley/San Jose Business Journal整理得出。 集成电路制造业已列为上海IT产业发展的重点，而且今后也将是上海的战略性产业。在IT制造业当中，集成电路制造业属于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从图2－14 IC上下游成本/价值分布图可以看出，在集成电路产业链中，IC设计业是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环节，IC制造业居中，封装测试业排在最后。因此，上海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从产业附加价值的角度来考虑，应该以IC设计、制造为发展之重点。目前，上海集成电路制造业产值在上海IT产业产值中只占到2％，因此，无论对于增加IT产业的“量”还是“质”，集成电路制造业都应该是上海首选的IT制造业。 　　 图2－14 IC上下游成本/价值分布 资料来源：徐作圣、邱弈嘉，2002，《高科技创新与竞争：竞争优势策略分析模式实证》，机械工业出版社。 在著名投资银行高盛的投资报告中，中芯国际已经被列为台积电和联电的头号竞争对手。业界头号巨人台积电老板张忠谋的心情更是格外复杂。一年前他就说：“中国（可能）是下一波（半导体行业）不景气的元凶。” 根据上海市的规划。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上海IT产业要走的总体技术路线是“制造+研发创新+服务”，制造业是基石，而研发创新和服务将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 国际定位：全球IT产业高附加值制造中心之一；全球重要的IC设计中心；亚洲主要的软件生产和出口基地。 国内定位：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先进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最佳的IT产业研发创新基地；最佳的支持服务中心和信息中心。 《福布斯》杂志在“芯片泡沫”一文中，更是使用“血洗”的字眼来形容中国半导体产业在世界范围的崛起。不管如何夸张，中国半导体力量的崛起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很遗憾的是，中关村在这样的历史性机遇面前完全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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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掉中关村最后的“遮羞布”——新竹的成功经验 硅谷以50年持久弥新的技术创新活力赢得了高科技圣地的神话般地位，因此，全球任何一个追随者虽然都以硅谷为榜样，但都不敢与硅谷相媲美。连中关村的政府官员也时时需要向媒体坦诚：“中关村不是硅谷”。这个借口看似合情合理，却难以真正开脱发展失误的责任。因为衡量成就的标准，不说硅谷，也难逃新竹。 这诸多硅谷的“克隆”版本中，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无疑是最为成功。虽然新竹不是以技术创新着称，但是它以20多年的时间，从无到有，成功地以OEM和制造加工切入了全球IT产业链。如今，新竹已成为全球晶圆代工的重要基地，以及全球PC零组件和外设的主要生产地。目前，新竹的晶圆代工全球第一，集成电路设计世界第二，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全球第四，笔记本电脑产量全球第一。而几乎经历同样时间发展的中关村，不但没有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积累，而且在制造和加工层面也没能真正切入全球产业链之中。甚至，中关村在中国的技术创新和制造加工方面，也开始丧失中心地位，逐渐边缘化。 台湾新竹能够崛起，不能不提一个人物，这就是有台湾科技教父之称的李国鼎。曾经担任台湾“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的李国鼎亲自倡导推动，于1979年成立了驱动台湾高科技腾飞的“思想库”——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这个机构成为台湾产业情报、产业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大脑。1981年，李国鼎专门促成了台湾第一座科学工业园在新竹成立，成为后来台湾科技腾飞的翅膀。 与新竹对比，中关村的发展起码缺乏两大要素：一个李国鼎式对高科技发展具有长远眼光和理想的人物，他不但可以在政府高层直接策动政策、人才和资源，而且可以将影响了和执行力贯穿至整个产业界和学术界。而管理中关村的官员一拨拨来了又走，成为积累政绩、实现升迁的风水宝地。另一个要素不能不提的，就是类似“资策会”这样政府推动、独立立场的强大的产业“思想库”，为中关村的近期、远期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而现有与政府密切相关的研究机构根本难以胜任决策支持的作用。 今天，新竹依然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当然，新竹面临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过多倚重制造业，没能与硅谷一样繁衍出真正的技术创新文化，因此，在代表全球趋势的软件、服务和互联网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新的产业集群。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受到挤压，缺乏持续推出后起之秀的活力。面对今日台湾高科技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不少业界人士由衷地发出感叹：“台湾还会不会有下一个李国鼎？” 与台湾新竹相比，中关村的畸形发展已经十分明显：新竹因为项目不符合技术创新的要求，可以理直气壮将摩托罗拉这样跨国公司的拒绝在外，而中关村依然以面向大公司的招商引资为主要方向；新竹在发展过程中，外资比例不断下降，最后占不到10％，而中关村依然以引进外资为更重要的业绩；新竹在发展中，不断将非高科技企业自然淘汰和排挤出局，而现在中关村的非高科技企业反而远比高科技企业欣欣向荣，成为中关村商业化下的新主角，极大地排挤了高科技公司的存在。新竹严格控制地价和房价，极力控制土地的买卖，而中关村依然热衷于房地产的开发和土地的炒作…… 总之，在无法拷贝的硅谷面前，中关村尚有推卸之辞，但是面对新竹的成功道路，中关村再也不能给自己寻找“遮羞布”了。 图：硅谷、新竹和上海三地技术、资金、人才、体制等比较（资料来自上海科委网站） 姜奇平：重估“贸工技”与“技工贸”价值 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题目，引发了新得不能再新的思考。王育琨先生在“博客中国”上发表的《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永远的痛——索尼与联想的人性观察》，以一个老得掉牙的题目——“贸工技”与“技工贸”的是非，居然引起了人们新近的强烈反响。在辞旧迎新之际，细细体味，我觉得这个话题有“当下”的意义，因此值得关注。 虽然王育琨先生的出色文笔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心情难抑，但这个话题如果放在一个月前，我还不觉得有冷饭重炒的必要，但现在不同，因为现在是今年了。 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王旭东2004年开门第一个纲领性讲话中，代表整个IT力量集团，第一次提出“信息产业不仅要做大，而且要做强”。具体是指“电子制造强国、电信强国”。用我个人一个不十分严谨但比较鲜明的说法：信息产业大国的底色是“贸工技”，信息产业强国的底色将是“技工贸”。请大家注意“今年以前”，与“今年以后”的时代特征的重大区别。这就是为什么要“重估”贸工技与技工贸的当前背景。 王育琨先生的立场很鲜明，坚决地扬倪贬柳，主张技工贸的理由不可谓不充分，只是从业内的观点看，附加了太多的“如果”。这些“如果”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是非现实的。拿中国与日本相提并论、拿联想与索尼相提并论，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环境变数：日本有一个适合IT发展的制度环境（它是从发达的工业化中自然长出的）；中国没有（因为工业化不发达）。举例来说，IT要求高风险投资体制护航，中国没有，日本有。等等。这些，可惜被王育琨先生抽象掉了，所以他的话只能作为“应当怎么样”来听，不能当“实际怎么样”来看。 我认为，正当的方法，是把历史语境摆进来看问题。李斯特区分后发先至的三个阶段，可以作为思考框架：他认为，后发国落后阶段，用自由贸易换先进生产力（相当于贸工技）；后发国平行超车阶段，以保护生产力为主（贸-技并行）；成为先发国后，再回到自由贸易（相当于技工贸）。 联想与索尼不可比之处在于，索尼当时处在第二阶段，在超美国的车；中国处在第一阶段，只能是贸工技。我认为柳传志的判断相当符合实际。如果身处第一阶段，却贸然采取第二甚至第三阶段战略，整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交学费的“先烈”，何况一个企业。我们不能拿无产阶段革命先烈的精神要求人家一个企业家。李斯特有许多例子，这里不谈。所以我不太同意王育琨先生抽象掉历史阶段的是非评价。 如果事后诸葛亮地看柳倪之争，我倒以为问题在这里：第一，倪光南“应当”出现在今年，出现在现在，出现在一个国家要从大向强的转变过程中。倪光南太优秀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技工贸）出现在了要解决的问题（从做大转向做强）之前了。这就不怪柳传志了，如果勉强非要找出个怪罪对象，只能遗憾地归结到，比方这么说吧，韩国政府有雄才大略之人，可以站在历史前面看问题，把生产力超前，当作市场失灵部分，特殊处理（拿政府投资冒充替代VC），是人家民族的福分；我们没有韩国政府的雄才大略，认倒霉吧（官话叫丧失机遇，白话叫脱裤子挨打）。第二，联想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在贸工技的大好形势下，做好生产力转化工作，在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相持和反攻阶段）积累充分的生产力资源。这是它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的。这一点就不符合李斯特归纳的这一阶段典型后发先至者的特征了。李斯特主张的贸工技一定配以暗伏生产力杀机这另一面，才能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上面，TCL、海尔比联想的意识更到位一点。 一切向前看，我认为当前形势不同了，中国信息产业正在对日本强行超车（今年或明年即可实现，虽然只是规模上），这时候问题全变了。原来不该考虑的问题，现在必须要考虑。所以王育琨先生提出的一大堆理想化的问题，就反而很有现实意义了。我用“重估”形容。意思是，从大面上看，贸工技在历史上是对的；技工贸是未来的方向。 今天中国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了人均1千美元。被评价为“中国经济重要的里程碑”。今年中国信息产业，在人们没注意的情况下，已将大国目标修改为了强国目标。 统计学家发现，人均1千美元是个“坎”，许多国家到了这个坎会突然大起大落。有的国家会在这个坎后一跃而起，一飞冲天；有的国家却在这个坎后徘徊20年不进不退。中国在工业化中失去两次机遇，是否抓得住这回的机遇。中国面临做一流国家，还是二流国家的选择。这时候再不着急，以后没急的机会了。 我认为机会的问题是战略问题、制度问题，也是人的问题。从今年开始，信息产业强国阶段，要重用倪光南型、李国杰型的人。乱局需要猛将，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我们不宜对猛将在“自损八百”上再象上个阶段那样纠缠。 对风险投资来说，杀人八百自损三千已经非常划算了。等于失败四个项目就成功一个，全局已赢定了。现在与联想创业时的形势不同，不要光考虑研发有多少搞不成的，这种思路从大方向上，那时对头，现在就不对头了。现在要想的是，如何创造一种制度环境，让核心技术的研发，只要成一个，就能抵掉四个失败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企业如何如何，而是体制如何如何。有什么体制，就出什么企业。中国再不推出创业板（更广义说是风险投资及相应体制），再延续生产型增值税等一整套工业化时期形成的财政金融体制，及过时的“现代”企业制度，未来的战略反攻力量就会成片成片憋死在挺进大别山的路途上。我们现在政策上不做为，就等于拿着机关枪在对倪光南们扫射。李斯特总结的起飞阶段反而坠入二流国家的例子中，就会再添一个。 虽然国家马上将把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到与自然科学同等高度，但我读近来社科背景媒体上“大国崛起”文章，很觉郁闷。因为一律在脱离第一生产力谈制度文化。这样的社科是不灵的。社会科学只有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谈先进制度文化与谈先进生产力结合起来，才有前途。我相信李斯特的判断，最终以生产力判断国兴国衰。中国生产力上靠什么做强，靠房地产？笑话。只能做大做胖。中国大得都快胖了，还不做强，就会出问题。就现阶段做强这个题目而言，我不看那些远水不解近渴的东西，只看一个很具体的标志性指标：第一生产力是锋，创业板就是鞘。锋芒能不能出鞘？ 现代中国，如果再不露出这种锋芒，整个现代化就阳萎了。死了当鬼亦不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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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以柳传志“贸工技”思想为大旗，把握了PC时代的机遇之后，中关村如何把握产业的下一次机会？或者说中关村的下一次机遇是什么？通讯设备方面已经深圳领先，半导体方面上海已经一马当先，软件业中关村也缺乏主导全国的力量，互联网企业更是逐步从中关村散去，中关村究竟还有什么？我问了很多中关村的老人和新人，我得到的都是一片茫然。因为，中关村本来就已经失去了核心产业和核心竞争力。 附录：世界高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 纵观世界高科技园区发展的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起步阶段：1951年到60年代，从5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创建世界第一个科学研究园区开始，高科技园区呈燎原之势，在美国各大学集中所在地和法国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类似的科技园区。 　　 发展阶段：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随着世界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和发展，科技园区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1959年苏联开始兴建西伯利亚科学城，并在莫斯科南郊兴建普希偌生物研究中心，阿根廷1957年兴建了格莱特科技公园，1968年日本政府拨巨资兴建筑波科学城，美洲、欧洲的很多国家也开始兴建科技园区。 　　 低潮时期：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和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使科技园区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和影响。 高潮时期：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经济发展的回升和国际竞争的加剧，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园区的发展也掀起新的高潮。发达国家加快了科技园区发展的步伐，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和我国也纷纷兴建了科技园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创办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园区400多个，其中美国有133个，法国53个，英国44个，德国20多个，加拿大18个，澳大利亚18个，意大利和前苏联各11个。 各大著名科技工业园区的创建年份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Ｍ.卡斯特尔和Ｐ.霍尔：《世界的高技术园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园区发展现状 美国 美国是高科技园区的发源地，高科技园区遍布全国，其数量和规模居世界之冠。美国的高技术园区有三种主要类型： （1）类似硅谷的高技术区；（2）类似128号公路（Route 128）的高技术带；（3）类似北卡罗来纳的研究三角园（the Research Triangle of North Carolina ）。"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已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史上的传奇，特别是硅谷，堪称国际高科技园区的鼻祖，同时也是无可比拟的成功典范。硅谷的故事似乎永远蒙上一层神话般的色彩，让人们探究不已。 日本 日本从60年代开始就计划环绕日本列岛兴建一大批高新技术研究和生产制造密集的"技术城"。最著名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位于东京东北60公里处的筑波科学城和位于本州中部的关西多核心科学城。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建立新的高技术产业来提高地方实业的技术水平，进而促进工业的发展；鼓励研究与开发活动来保证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能吸引技术人才的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开发利用；培育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技术城区位选择的标准为：（1）至少15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区作为它的"母城"；（2）原料与产品出入方便的机场；（3）技术人员输送快捷的高速铁路或高速公路，（4）至少有一个大学或学院。 英国 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多产生于英国。在世界上，英国以擅长基础研究和新思想著称，但相比美国、日本，其科学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就逊色许多。为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1972年英国政府在赫利奥特瓦大学校园内建立了英国第一个科技工业园，从此兴起了一股创办科学园的热潮。为交流各科学园的经验，1984年英国成立了科学园协会。英国科学园大部分是研究基础较好的大学，创造优美、安静、建筑密度低的环境，吸引知识密集企业，使大学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到80年代中期，英国的46所大学办了近20个科学园，1987年发展到33个，英国建立科学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大学和工业界联系，而不是赢利。除赫利奥特瓦大学科学园和剑桥科学园，较著名的还有艾斯顿科学园和沃里克大学科学园，后两者更带有孵化器的性质，向客户提供灵活的风险投资、技术评价与咨询、市场评价以及研究与开发设施和综合服务管理设施。 德国 德国虽然起步较晚，1983年才创建第一个高科技园区，但是发展速度异乎寻常，1990年已发展到70个，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由于面临美、日等国的挑战，德国政府希望加紧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抢先夺取产业、技术、贸易三位一体市场的优势地位；各地也希望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改善本地区经济结构和增加就业机会；工业界、金融界、学术界出于自身的利益都表现了极大的积极性。德国创建的高科技园区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产业中心（grunderzenturun）"、"技术园区（technologieparks）"、"研究园区（forschungsparks）"、"技术工厂（technologiejapark）"最为多见。技术园是德国政府大量发展政策之一，主要包括财政手段、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本（教育与大学研究）。 意大利 高科技园区是意大利的一种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以其独特的方式将科研和生产结合起来。意大利第一个高科技园区出现于80年代初，目前全国有30多个科技园，南部13个，北部和中部有20个。园区内一般都有大学、国家研究机构或大企业实验室，可提供技术研究开发和培训服务；有企业孵化器、创新中心或培训中心，培育新的企业和企业家；有的还有金融机构、商务设施为企业服务。有些园区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有些园区则开发与生产并重。由于各地的环境条件不同，各园区的技术、产业发展领域和为企业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业各不相同。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研究开发园区、南部扶贫型园区、产业调整型园区、协会型园区和企业与研究机构合办中试基地。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有16个技术园（technology parks），在商业上最成功的园区是悉尼郊区，拥有90个公司的北瑞迪（Byde）技术园。这些公司有许多是跨国公司，与美国的研究三角园区相类似。然而，这些公司很少与地方大学发生联系，而与公司的客户联系密切，尤其是悉尼地区的客户。 瑞典 瑞典高科技园区是由一个称为大学成果转化局（University Transfer Bureaus）的角色来担任，主要重点放在商务部门新技术应用方面。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同标准，它们是：职业信息的分布，企业与研究人员合作项目，大学易接近性，R&D合作项目。 2.2.8 发展中国家 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高科技园区的创建和发展也非常重视。韩国迅速建立了12个高科技园区，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国大德科学城。泰国兴建了5个高科技园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也都兴建了高科技园区。高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也已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