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再工业化”：机器人威胁中国制造（转帖）

jameswangsynn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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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欧“再工业化”：机器人威胁中国制造 (转帖）

 

2012年07月10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美国佐治亚洲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即将推出“机器人裁缝”。

　　据称这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技术革新，能彻底改变“美国制造”的命运——它的成本更低，从而可以打败“中国制造”。美国由此可以扭转每年用
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尴尬。

　　由电脑控制的自动缝纫机可以替代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设计好的衣服，生产线上将看不到人。这代表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的主要方
向。有人称之为“自动化革命”，或“机器人革命”。

　　这家服装公司创始人史蒂夫·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机器人发展目前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由于机器人不用睡觉、休假、分心，也不会
要求加薪，最终机器人将会比人力劳动成本便宜”。

　　他们进而预测，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这场新型产业革命，让美国企业可以就地设立店家，创造各种产品，“美国的机器人不久
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对于本来就陷入工资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出口订单萎缩的“低利润陷阱”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是个好消息。人与人竞争，可以依靠吃苦耐
劳、少挣多干；可人与机器竞争，这些优势恐怕就不复存在了。

　　有人提出疑问：机器人会杀死中国制造吗？

　　围堵“中国制造”

　　用“机器人”打败“人”，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方法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企业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未来20年将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
造业竞争格局。

　　美国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转变，绝不是简单回归“美国制造”，而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

　　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美国人已经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认为，发达国
家终于搞明白了，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
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渐显露弊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
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

　　“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发达国家显然不
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润环节的制造业”，他们必须继续“向高端进军”，通过颠覆性的技术革新，把那些流失的传统制造业“抢回来”。

　　杨建文称，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手段综合运用，打组合拳，重心是攻市场
占有额，从而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带动就业率提高，社会矛盾减缓。”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盟区成员国在紧迫形势下就“再工业化”也正在达成一致。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说，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把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就必须重振欧洲工业，因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贡献
者。

　　欧盟委员会由此提出“新工业革命”理念，强调技术创新、结构改革，改变碳氢化合物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同时大力推
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机器人、数字技术、先进材料、可循环能源等新兴产业。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此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欧美等国正在借
“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他认为，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
势却尚未形成。

　　据统计，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典型案例
是，中国一度是耐克品牌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国内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已经宣布，将在3年内启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主要目的是用于控制成本。他们甚至在山西晋城投资了机器人工业
园，干脆自己生产工业机器人。

　　自从“跳楼”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已多次上调一线员工工资，并且在内陆省份扩建工厂。富士康在内地雇佣的工人超过100万，按计划未来工业机器
人的数量将不少于工人。

　　据分析，富士康目前使用的“低端机器人”——机械臂，每个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种机械臂能够24小时连续工作，工作时间是普通工人的
三倍。按照富士康普通工人年薪约为3万～4万元算，机械臂的成本，相当于雇用三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成本，这样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就能创造利
润。

　　业内人士称，中国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推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而“机器人计划”如果实施成功，可能使富士康公司得以“突破对人工需求的
天花板”，而实现“全球化战略”。富士康已明确在巴西投资120亿美元建厂，同时在越南和印度也已开始布局。

　　因管理过于严苛而被广为诟病的郭台铭，计划用“机器人战略”来彻底改变富士康企业形象。他说，“我们希望人不再被机器控制，而是人来控制
机器，把单调重复的工作交给机器人，让员工解放出来。”

　　的确，对于组装加工苹果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而言，在抛光、打磨、镭射打标、焊接、喷涂等多个环节上，智能化的机器人能够干得比人类更出色，

　　这应该是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中国要成为制造业王国，成败之举在于把人口红利变为头脑红利。”郭台铭公开表示，随着机器人的投产使用，人
力将被转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上，那些不喜欢枯燥劳作的80后、90后年轻员工，会去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并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
件工程师。

　　看样子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的速度并不比美欧国家慢。2008年劳工成本上升，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制造环节崭露头角，当年中国销售达到7500台，其数量是前24年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

之后，机器人应用急速扩张。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粗略统计，2010年我国进口机器人2.34万台，同比增长130%；2011年进口机器人3.8万台，同比增长
62%。

　　据国际模具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预测，“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市场需求也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需求量
每年将以15%~20%的速度增长。

　　目前，机器人主要应用在汽车制造行业，未来在毛坯制造(冲压、压铸、锻造等)、机械加工、焊接、热处理、表面涂覆、上下料、装配、检测及仓
库堆垛等作业中，机器人将作为一种标准设备而得到广泛应用，并将成为中国工业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的“生力军”。

　　许多工业机器人的国际巨头，如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等，如今都把中国市场看作了“决胜未来的战场”。

　　虽然中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只有数万台，比欧美日要少很多，但“中国的潜力太大了”， ABB机器人业务中国区负责人顾纯元博士称，
用不了几年中国在全球一定会是装机量第一，这已是业内的共识。

　　本土的机器人企业也不甘落后。沈阳、西安等地的机器人研发速度很快，而以珠三角地区的应用市场增长最为迅速。

　　据统计，仅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就有63家机器人企业，2011年产值达160亿元，这些企业平均年增速为50%至60%。当地为解决企业使用机器人前期投
入太大的问题，还采用了灵活的“雇佣”营销，企业可以“先用再付钱”，做得不好也能把机器人“炒”掉。

　　今年4月，深圳市36家企业、高校、研究及投资机构还共同成立了“机器人产学研资联盟”。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表示，一个“家家都有机器人、厂厂都有机器人”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而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中规模大、品牌响
的骨干企业还不多，期待能出现机器人领域的“华为”。

　　如果说机床是“工业的母机”，机器人就是“长了大脑的机床”。一位机床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国人必须明白，“中国制造”要与美欧日等国家竞
争，就不能只用别人的工业设备，那只会使中国制造徘徊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为了防止被对手的机器人杀死，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机器人武装自己”。

　　“高端制造”要由本土市场养活

　　如果机器人替代了人，人往哪里去？事实上，三年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就业的改善并不明显。过去两年，即便企业利润的反弹很快，可失业
率仍保持在9%，只比最糟糕的2009年下降了1%。

　　美国研究者在一份《全球制造业向本土的回归：神话与现实》报告中称：即便“再工业化”快速推进，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迅速丧失，也不会
给美国人带来更多就业，因为这些直接的生产岗位只需要机器人来完成。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金融危机后各类新科技、新工艺的应用，短期看一定会淘汰部分旧工种、旧工作，但同时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按价值链的倍乘效应，一个高端制造岗位，通常可以带动三个以上中低端岗位，比如围绕机器人生产，就会相应产生职业培训、人才培养、系统
管理和生产服务等多个后续岗位”，他说，长期而言，新兴产业链的形成，并不会真正减少人的就业空间。

　　比如，在互联网和信息化产业兴起之前，很难想象坐在家里就能在“淘宝”之类的网站上开店或购物，也很难想象快递物流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

　　可以说，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机器替代人”的过程，当机器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低端、笨重、重复性的乏味工作后，人类才有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去从事学习、创新、研究、交流及艺术等活动。

　　在李才元看来，人类由“体力时代”向“物力时代”、再向“智力时代”的进化，是不可逆的，而这正是文明不断升级的大趋势。

　　眼下最应关注的是，美欧的发达国家经过三年调整，金融泡沫基本上挤干净了，正大力发展科技和新兴产业，一旦他们抢先一步将“新兴产业链”
构建起来，“中国恐怕又要沦为人家的低端打工仔”。

　　美欧“再工业化”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发出信号，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直接的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它将基本上实行数字化自
动生产，以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遗迹。”

　　在这一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赶不上，其经济崛起进程很可能被中断。占领了高技术和高端产业的“高工资国家”，仍
会打败技术落后的“低工资国家”，就像当年英国人用纺织机打败中国、印度的手工织品一样。

　　历史上，凡是依靠出口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最后都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贾根良认为，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不能
寄希望于依靠别人，要利用好庞大的国内市场，让它成为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得以孵化的土壤。

　　“19世纪末的美国为什么能超越英国？不是靠传统产业，也不是靠国外市场，而是靠当时的战略性新兴技术，靠严格保护国内市场和对国内市场的独
占发展起来的。”

　　他表示，“基于此，我们必须要摆脱目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链高端环节，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

　　任何形式的生产力进步都需要相应的消费力增加来支撑。当年美国的老亨利·福特创造了T型汽车的流水线生产，但如果他不付给工人双倍工资，就
没有人能买得起他的汽车。这正是消费升级和本土市场的战略意义。

　　“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化分工是畸形的，落实到中国就是，农村生产补贴城市，城市生产补贴老外”，李才元说，这使得中国市场看似很大，实际上
老百姓收入过低，市场的真实需求严重不足，再加上市场开放过度，技术对外依赖，本土的产业价值链一直没办法形成。

　　如今，美欧的“再工业化”战略，本身就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扶植和培育自己的新兴产业”，各种类型的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发生是必然的，
美欧的高科技很难换得来，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李才元认为，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做大本土市场，做强本土企业，向当年的美国一样，依靠中国国民收入倍增、消费升级，来
培育和养活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链，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循环向上、生生不息。

　　他承认，中国目前转型难度很大，“我们人口多、技术差、货币弱、泡沫大，不利因素很多，但动力也最足”，因为中国没人再愿意继续“拿8亿条
裤子换飞机”了。

http://weibo.com/vishaychina

wateras1

LZ也不要太大惊小怪了，万物都有解决办法，机器多了，维修和使用的人也会相应的多起来。

辛昕

问题很严重。
不过这篇文章改观了我的一个观点：
机器化并不会加剧 机器人 和 人 抢夺 岗位。

error_dan

实际上在中国，会。

虚V界

自动化生产必须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相对嘛人的工作就需要更高的学习，例如修机器人等等，不再会有插件工，包装工这里的岗位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辛昕

说到插件工我就.......有的插件工太TMD害人了

辛昕

得，在特色中国，啥都别说。
还是能干啥就干啥吧

luhuaneda2

美欧“再工业化”，美国的失业率只会更高。

chunyang

当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破坏机器，因为机器抢了他们的饭碗……

LIQINGYONG

机器人是可以来替代重复性的劳动力，人可以当监工坐在机器人旁边监视它。要是心情不好还可以拿皮鞭凑他。

wangfuchong

教育之殇

wangfuchong

叶檀的博文：

机器吃人

民企的痛苦程度加深。
媒体报道，据浙江省人大财经委调研发现，仅温州一地，60.4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停产减产。今年前5个月，浙江企业利润总额下降19%，降幅低于2009年同期9.7个百分点；亏损面达20.8%，亏损率为13.6%，同比分别扩大5.2和6.7个百分点；亏损额152.2亿元，增长71.5%。同时，利息支出425亿元，增长36.6%，相当于同期企业利润的43.9%；用工成本上升15%左右；综合税费负担总体较高。
岂止浙江，此前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情况大同小异。中国制造业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敏感的转折就在眼前。
一是机器取代人。
此前，曾传出消息，称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大型电子产品供应商富士康正考虑用工业机器人替换现有的工人——去年七月，富士康首席执行官郭台铭宣布，将在三年内在装配线上添加一百万件工业机器人——富士康的选择是个标志，当富士康迁移到中国的中西部，说明东部地区的综合成本已经无法让全球效率最高的代工企业获得生存机会;当富士康给员工加薪、而后决定用机器取代人，说明哪怕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大规模使用人工都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富士康并不是惟一。根据法兰克福的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给出的数据，富士康并不是在机器人上押注的唯一中国制造商，中国商人于2011年购买先进工业机器人的数量跃升了50%，达到22600件。笔者到柳州，看到在流水线上机器人娴熟地运作。当地企业家告知，只有是略有规模的企业、一旦订单稳定之后，首要考虑的方案之一就是购买机器人。他们希望昂贵的机器人价格能够下降，而中国生产的廉价机器人质量能够大幅提升。
不奇怪，能够由机器取代作业的部分制造业开始回流欧美，7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初值虽然有所上升，但就业一项开始下滑。那些认为中国靠大规模人口、靠大规模廉价劳动力就能取得竞争优势的人遭到当头棒喝，无论如何，资源要素价格、消费水准等决定了，中国再也回不到大规模廉价车间时代，现在，那是东南亚、南亚等国的专利。
二是中国成为全球半成品提供者，从世界车间往上游走到世界机器、原材料提供商。

    义乌从全球小商品集散地转变为半成品集散地。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海外客商齐聚中国商品城采购半成品，以东南亚国家、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客商最为明显。义乌玩具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义乌已成为全球小商品半成品出口的集散中心。
这不是坏事。中国不可能回到世界车间的地位，以廉价劳工、廉价资源获取出口第一的位置，中国出口的商品容易遭受反倾销等调查，且不具备全球性的品牌影响力，综合成本较高。
购半成品，集中了中国制造的优势，而非中国制造的劣势，中国制造业三十年发展最大的优势在于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机械制造从低端走向中端，性价比具备极强的竞争力。产业链从汽车配件业的发展，机械制造业从低端到中端，看看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企业的发展，就可一见端倪。中国产品保持低价，某一型号机器人，中国产仅20多万元人民币，而德国进口、能从事较为复杂作业的机器人，在160万元人左右。因此，东南亚制造企业中低端机器大多从中国进口，也就不足为奇。
中国制造未来出现的情况可能是，机器取代人，隐性失业继续扩大，出口产业链优势，出口中端制造与半成品，没有品牌效应，终端消费企业赢利只能靠内需拉动。
决定中国制造业转型成败的关键，首先维持中端制造，向德日为代表的高端制造拓展;其次，培训出一大批能够驯服高端机器的专业工人，什么样的劳动力决定了什么样的制造业。中国吃民工红利发展的时代过去了，未来要通过培训反哺劳动者。由于主题所限，笔者未涉及制度，绝不意味着制度改进不重要，相反，太重要了，必须单独论述。

[ 本帖最后由 wangfuchong 于 2012-8-4 15:57 编辑 ]

wangfuchong

以前特烦张维迎，不过现在不了，不是因为好感增加了，而是因为环境现实太倒退了

张维迎：理念决定未来

也不顾什么版权了，犯法也要转一下，不代表这样侵权行为是正确的，大家切记要看版权声明不要不小心转帖

张维迎

伴
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他们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这一派别对中国当前的问题视而不见：中国的情况或许是很糟糕，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它至少也比西方要好。中国模式的本质意味着官员有能力掌舵。

改革失败论者不否认中国开辟了新的道路，但认为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在中国政策精英和知识精英中几乎找不到有人公开主张减少当前的政府干预。

考虑到中国发展到现在经过的历程，这种缺失让人奇怪。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北京知识界的观念错误造成的现实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政府内外没有人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事实上，似乎所有的人都顽固地忽视自由市场有可能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导致每年发生数十万起抗议行动的野蛮拆迁事件发生。

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中国改革的头二十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

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中国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

（本文作者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是作者《什么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节选，该书由中信出版社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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