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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度的软件外包行业较量刚刚开始

  中国的软件外包行业能否成为印度的对手,要看如何认识和发挥好自己的优势

    中国的软件外包业会成为印度的对手吗?

    作为今年夏天风险投资最热衷的板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许还为时过早——但人们越来越看到了潜力。流入软件外包企业的风险资本数字,今年迄今已经接近1亿美元。

    7月24日,大连的海辉软件(国际)集团公司宣布完成第二轮融资,以Granite Global为首的七家风险投资商,共向其提供了3000万美元资金。同期,北京的文思创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也完成了第二轮融资,他们从联想投资、集富和红杉资本获得了3000万美元。此外,厦门的东南融通从美国老虎基金获得2000万美元,浪潮投资则从日本的金融机构获得500万美元。

    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299)2004年成功上市,联想投资的2400万港元,仅一年间即获得超过六倍的回报。这是此轮风险投资热企图仿效的目标。不过,中国软件外包行业两年间发生了剧变:其时企业还多在大连,以对日本的软件外包为主;令新一轮风险投资备感惊喜的是“北京崛起”,对欧美企业的软件外包市场——这是最重要的市场——正在急剧增长。

    为什么是中国

    林兴俊是海辉软件此轮融资的重要联络人。2004年5月,这位曾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工作过的马来西亚人决定加盟海辉担任副总裁时,海辉还只是一家500多人的大连企业。

    海辉以做对日软件外包起家,至今,对日业务仍是大头。软件外包能够在大连高速发展,与大连同日本在地理和文化上的接近有关。当日本由于工资太高而需要外包软件时,大连很自然成为一个选择。

    日本点燃了中国软件外包市场的第一把火。联想投资执行董事李家庆说,对日本的外包市场很特殊,市场空间相当大,与印度并不构成竞争。但直到现在,对日的外包依然处于发展的初期。尽管中国是对日本市场的老大,也只占了1%到2%的市场份额,加起来只有几十亿元人民币。

    从海辉引入的七家风险投资商,也可看出海辉对日本市场的重视——Granite、集富、IFC、英特尔、三菱、住友、德丰杰中,集富、三菱和住友有日本背景。

    日本的软件外包市场虽然很大,但日本方面习惯于层层分包,通常到了中国企业手里,已经是第三第四手,技术含量较低。集富董事周政宁说,“与欧美企业不同,日本不会把所有东西给中国,一个活儿宁愿发给十家去做。”

    大连之外,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软件外包重镇是北京。在北京西郊中关村软件园的七街,有“软件外包一条街”之称。文思、北京博彦科技集团、浪潮、软通动力等软件外包企业即坐落于此,他们主要从事对欧美市场的软件外包业务。

    文思的第一个项目是1995年为IBM工作。迄今11年间,文思成为IBM在中国最大的软件供应商。    1997年、2001年,微软和仁科(PeopleSoft)也先后成为文思的客户,主要做软件的本地化业务。

    2003年后,文思还为仁科、花旗和IBM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这也成为联想投资选择投资文思的重要理由。联想投资执行董事李家庆说,“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务不能简单复制印度模式,因为文化、语言、人力资源状况、外包产业的形成历史和产业环境上有较大差异。但是中国有很好的本土市场,欧美企业需要在中国建立离岸发展中心(Offshore Development Center,ODC)为中国本土市场服务。ODC外包模式有可能短期内帮助文思上规模,,发展成核心业务。”

    在微软和IBM等大企业的带动下,欧美的软件外包开始转向了中国,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2005年北京软件外包产业中,对日业务占49.8%,对欧美业务占45.5%,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占4.7%。

    博彦科技CEO王斌认为,微软对其他欧美公司起了带头作用,他们通过每两年认证、核发资格证的方式管理外包企业。以前欧美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保护有很大疑虑,现在从微软那里学到了解决方法。

    欧美企业选择中国市场的重要动力,则是战略多元化。文思执行副总裁吴建说,“美国人不可能把宝全部押在印度身上,下一个目标很明显是中国。”文思副总裁张涛认为,印度的人工成本上升很快,电信基础设施和电力供应不健全等,也影响了印度软件外包的竞争力。

    随着欧美客户开始转向中国,中国软件外包业崛起之势已成。文思首席运行官陈立峰说,“今年很多欧美客户找上门来,要把业务转到中国。”欧美客户到中国来拜访的人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两年前,来一个经理级的已是重要人物,现在一来都是至少副总裁。

    他相信,到2010年,海辉的员工可以增长到一万人。博彦CEO王斌也同样乐观,他认为博彦的员工数量在三五年内“有机会成长到一两万人。”这个数字现在是1800人。

    “游击队”与正规军

    不过,就销售额而言,现阶段中国还只是印度十年前的水平。

    印度的软件外包在十年前已经突破10亿美元,2005年是133亿美元,而中国只有9.2亿美元;尽管过去一年中国软件外包业的增长幅度高达45.3%,而且有预测认为中国有可能在2010年超过70亿美元。上述预测能否变成现实,还需要看中国企业是否能爆发出更强的增长能力。

    在对欧美软件外包市场,印度已经做了20年,“软件外包”几乎成了印度这个国家的代名词。印度的著名软件企业如Infosys等,规模达5.2万人。

    印度外包企业在价值链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高端。印度也是从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即部分技术外包)起家,现在已经达到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即服务外包)。ITO为承接IT软件开发企业的一部分业务,而BPO的要求高得多,服务的可能是传统企业从人力资源到账单处理的全套流程;以至于有戏言称,如果印度人不上班,美国人工资都发不出去。Infosys等印度公司的高端业务已对IBM构成威胁。

    联想投资执行董事李家庆告诉《财经》记者,做海外客户的离岸BPO需要对客户的业务流程很了解,非常清楚客户的需求。在这方面,印度有明显优势。印度企业从语言到文化上更容易融入欧美企业,对其商业流程的了解明显强于中国人。

    软件外包业务目前在印度已经高度集中。从事ITO业务的企业,规模大者销售额达到20亿至30亿美元,从事BPO业务的企业规模大的销售额可至七八亿美元。相形之下,中国的软件公司数量过万,极为分散,小公司可能只有二三十人。中国最大的软件企业也只有2000人,“我们是零星的游击队。”林兴俊说。

    李家庆说,“外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产业,必须要有能力和规模的积累,从团队、组织结构、业务流程、成本控制、客户关系等等客户成熟度,都需要一个过程;另外,客户自身的成熟度以及外包战略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管理上万人的企业,与管理2000人的企业绝对不同。”

    联想投资在投资中讯软件和文思后,还在寻找新投资对象。在执行董事李家庆看来,中国软件企业有三个优势:中国有三种独特的优势:一是对日本外包市场;二是欧美企业的中国本地业务;三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延伸出来产生出的外包机会,如物流,嵌入式系统等等。

    “中国有庞大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本土市场,这是我们的优势。许多产业,如物流,可以产生出丰富的巨大的高级的、多样性的外包服务业务机会。而在这方面,印度应当是有缺陷的畸形儿,因为它自已的产业不行。我们也应当虚心学习印度的经验,但没有必要完全模仿印度。”李家庆说。

    2006年底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过渡期结束以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势头将更趋猛烈,这也会产生很多服务外包的需求。对中国企业来说,掌握金融业务的运作流程,是抓住这些机会的前提。他们的时间并不多,这些机会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软件企业。印度塔塔(TaTa)公司已在中国布局,Infosys也宣布,未来几年将投入6500万美元,在中国招聘6000名工程师,以扩大在中国的外包业务。这场较量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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